陳子雯︰以身體為起點的藝術旅程

香港藝術家陳子雯的創作生涯，宛如一場跨越生死、性別與文化的藝術探索之旅。從病榻上的生命感悟，到異鄉求學的藝術啟蒙，再到電影圈的歷練與回歸藝術的堅持，她的作品不僅是個人經歷與體驗的視覺化表達，更為香港當代藝術注入新的活力與思考。

TEXT BY MIU LAU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香港長大的陳子雯，青少年時期不幸患病留院達一年之久，這段經歷讓她在病榻上見證了無數生離死別。她談到，身體因疾病反覆膨脹與收縮的過程，成為她最早對「存在」的直覺體驗。

中學畢業後，陳子雯遠赴美國和英國學習藝術。異鄉的藝術氛圍與香港的學習環境形成強烈反差，同學們的鮮明個性與敢於創作、表達自我的風格，讓她大開眼界 她的作品以裝置藝術為主，「我喜歡空間、雕塑和裝置藝術，喜歡打造環境。一般我的作品都是物料行先，採用手造方式，大都是從零散的部件開始，慢慢組合做成裝置，最後打造出完整環境的作品。」她的作品多將身體、家庭、生死等抽象議題轉化為充滿張力的視覺語言，在荒誕與詩意之間尋找屬於自己的表達。

畢業回到香港後，陳子雯又經歷了一次文化衝擊。「香港和國外的藝術氛圍反差太大了，當時藝術學院沒有現在這麼多，相關機構也不多，畫廊也少，整個藝術環境感覺很沉寂，我不知道該怎麼進入藝術這個領域。」後來在機緣巧合下，她報讀了一個電影製作課程，便不知不覺踏入了電影圈，從服裝助理做起，終在2012年首次作為服裝指導參與製作了王晶導演的電影《大上海》，並憑藉此片入圍了第7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造型設計」。

此段電影經歷也為她後來的藝術創作埋下靈感伏線。她首部參與電影是彭浩翔導演的《A.V.》，負責女優主角的服飾，「我記得那位女優身上的疤痕，她脆弱的軀體與銀幕形象形成強烈對比。」這段經歷引起了她對身體的各種反思。

在電影圈打滾了十年後，她在2015年決定重拾藝術創作。「我一直跟着前輩們做電影，參與的都是一些大製作，很開心學到了很多東西，但那些都是導演的故事，不是我的。我想發出自己的聲音，講述自己的故事，親手打造屬於自己的作品。」她在火炭租了一個工作室， 全心投入創作世界之中，「大概做了三四年，我發覺自己需要一個交流圈子，因為在作品完成後，沒有發表作品或展示的管道，就像在山洞裡獨自摸索，需要別人給我回饋，聽聽別人的意見，看看該怎麼繼續走下去。」 她選擇回到校園，修讀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藝術碩士學位，對自己的藝術生涯進行梳理。

在荒誕中尋找詩意

陳子雯的作品多以身體為命題，通過雕塑和裝置的形式，探討人類原罪及其淨化。她近來為Art Central創作的《Our Birthdays（uncut）》（2025），闡釋了酷兒性與恐怖電影遺產間緊密交織的關係，當中借鑒了B級電影滑稽的形式主義（campy formalism），深入探討恐怖電影類型，檢視華語電影中吸血鬼和母親形象的意涵。簡單來說就是以身穿清裝、戴着綠色面具的中國殭屍母親在棺材中產子場景為創作靈感，帶出顛覆生死、性別邊界意念，以及「母與子」的命題，別有一番荒誕的喜劇感。

作品融入B級電影的「不完美美學」：低成本製作、粗糙的特效與荒誕的情節，當中的恐怖元素以抽象形式融入其中，反映出她對傳統女性、母親形象的抗拒。「我參考了很多五六十年代的黑白粵語長片，女性角色刻畫得很深刻，有許多展現母親形象的場景，其中有很多哭哭啼啼的情節，我覺得這是當時人們對生活困境的一種宣洩。我不想成為那樣的女性角色，我渴望獨立，有自己的思考，不想被家庭觀念束縛。在現實生活中，我身為女性，在某種程度上又和這類角色有相似之處，也會被家庭責任所困，所以對這類角色既恐懼又有共鳴，這也是恐怖電影元素的靈感所在。」如今，陳子雯計劃將粵語長片中的母親形象進一步延伸，在未來的作品創作中 繼續探索女性角色在不同時代的演變。

至於「酷兒性」則體現在作品打破性別的慨念之上，「殭屍是『活死人』，既非生亦非死，這種難以界定的狀態和性別概念有相似之處。性別不應該被簡單定義，人們雖然擁有既定的身體，但可以突破社會對性別的固有框架，展現多元的自我。」

在夾縫中尋找光

儘管作品風格鮮明，陳子雯坦言在香港藝術圈生存並非易事，生存空間狹窄的現實很多時會令人打退堂鼓。「不一定要刻意成為全職藝術家，我的作品類型不太一樣，不太符合大眾的收藏喜好，尤其是在香港，有點難『入屋』。 即使參加一些展覽，有些作品有機會賣掉，但也不能對此抱有太大期望。所以我不能僅依靠賣作品維持生活，還需要其他方式補貼，比如教書。」如她便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基礎雕塑課程兼職講師，看來多線發展才是香港藝術家的生存之道。「我認為藝術探索是一生的課題，不必過於追求作品的金錢價值。如果不能靠藝術作品直接賺錢，那就想辦法通過其他工作維持生活。」

對於香港藝術生態的困境，她既現實又樂觀。「我覺得香港雖然地方小，但這裡也有資源。只要自身有實力，堅持創作，就一定會有人關注到你。」陳子雯的藝術是一場關於「存在」的追問，從電影到裝置藝術，她始終以身體為起點，將個人創傷與集體記憶交織，在生死、 性別、家庭的迷宮中尋找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