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智言 變賣孫中山

記得《藍色大門》嗎？電影2002年上映，全由素人演出，結果主角桂綸美和陳柏霖之後都成了明星。相隔12年，導演新作《行動代號：孫中山》上映，這部作品同樣由素人演員擔崗演出，商業元素不多，但不論內容扎實，撰稿時，剛得了金馬獎最佳編劇獎。

黑色幽默

《行動代號：孫中山》的故事簡單，電影講述中學生阿左因為缺錢交班費，有天突然想到打孫中山的主意。他策劃同學去偷貯物室的孫中山銅像，把它變賣。就在計劃的當下，發現了學校另一個同學，也有一模一樣的計劃。
《孫中山》的主題，相當明顯，就是談跨代貧窮。這題材本來沉重，但導演把他處理得輕鬆幽默，十分黑色。其中一場戲，就是兩個有同樣偷銅像的計劃的少年，為了令對方放棄，立下了一場比賽，看誰的家比較窮。「寫這場戲，我一邊寫一邊笑。它本來出於我另一個劇本，寫棒球打假球，當他們知道這樣可以賺錢，又太多人想進這球隊，為了評估甚麼人可以進來，於是來比家裡有多窮。『你上一次吃牛扒是甚麼時候？』他們的Checklist不是看你體重身高、打擊能力，而是看誰比較需要這筆錢。」

聽來荒謬絕倫，但易智言誓言要在新作中談貧窮，背景卻是真實而殘酷的。他的靈感來源有幾個，其中部分成了他的社會意識啟蒙。「我在07年認識一個15歲的演員，09年再碰到他，他念美術班，他就告訴我，有點念不下去了，因為念美術需要用電腦，但一台Apple電腦加軟件要七萬台幣，他家裡沒有錢。學校雖然有設備，但有30-40人輪流用，所以從高中開始，他功課從來做不完，做完也做不好，老師永遠說他不用功。然後，果真他後來就放棄了，畢業先去當兵，到現在勉強念在讀大學夜間部，也是在混日子。」

感覺階級

第二個故事，要回到易智言的高中階段。那一年，他15歲。

「高中我考到建中，那是台北最好的學校。第一學期我做班長，要收班費。所謂班費，是用來做T恤、或要不要跟女生聯誼等等。」易說：「我記得當時有人提議$500，有人提$1,800，結果談了六個星期都沒結果，我就想，還說建中是最好的學校，這些人都是白癡、呆子。當時我朋友就說：『你有沒有想過，有人提$500有人提$1,800，中間差了一千多塊，那等於說，同學要省下30-40頓飯！他們為了吃飯，當然不可能同意交$1,800，我那時候才想到，所謂講求效率，真的是非常中產的想法。』易智言父親是醫生，家裡算是中上階層了，「當年我15歲，第一次感覺到階級，感覺到貧窮。」

思考左派

思考問題，回應社會，他的新作看來是輕鬆喜劇，內裡卻多了一份人文關懷，他透過電影提出問題：「現在社會已經有這個狀況了，應該有配套，而不是讓它越來越嚴重。但現在台灣在整個制度的設計，會讓它越來越嚴重。簡單說，我覺得台灣這十幾二十年，是極度右派的Ideology，是不是我們應該過來看一下？是否要平衡一下對社會主義的想法？」

喜劇包裝，但內容上《孫中山》是言志的。它明顯有政治隱喻，最明顯不過的，是它講孫中山過時了，國父餘下的價值，就是拿來賣。對於電影中的政治解讀，他說：「這電影談貧窮，說它不Political是騙人的。主角叫阿左，我的確是希望它有一點左派、社會理想的意思。我覺得，現在講到左派會特別敏感，你看英國、 德國、北歐，對社會有不同概念，其實就是一個理念。現在台灣太右派了。可是它作為電影，我書寫的還是這些人物的困境，他們遭遇了甚麼，怎麼解決？還有，就是他們最後對未來的想像與看法。」

要言志，要風格，他兩部電影都堅持用素人主演，「其實我拍《藍色大門》也拖了三年才拍，投資者一直希望我用吳彥祖跟舒琪主演，但我堅持用素人，結果它當年票房也只有幾百萬台幣。」他思考拍片方法，「一般中港台拍電影都拍幾百萬呎Footage，這是所謂帝國電影方式，因為是美國發明的。但台灣是個小國，她為甚麼要用這方式去拍？」「台灣電影狀況不好。」易導承認：「今年到現在的台灣電影，大部分都是賠的。因為如果電影要台灣，香港兩邊上映，結果還是要賠錢，變成要拍，就要跟中國合拍。合拍就要跟他們的條件，不只題材，還有用中國明星演員。不然在台灣自己拍，成本就一定要低。」解決方法？大家還在努力：「我不是完全悲觀。台灣有很多活力的地方，也是狀況不好，變成一個anarchy無政府狀態，這也可以試，那也可以試！這樣才有活力！」他苦笑。

文：何兆彬　圖：Ben T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