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傑：我售賣一種情緒給世界消費威尼斯雙年展直擊（三之二）

難得進入世界三大藝展之首的威尼斯雙年展殿堂，各國藝術家自然爭相做「大事」炫耀文化實力，名大、作品要吸眼球、要爆，最好為爭議題材發聲；代表香港的李傑扛着歷來最高的公帑經費和不休的爭議，偏偏刻意向世界展示一個低調、稀薄而含蓄的藝術視野。

說是「視野」，不如理解為個人體驗；「刻意」，更貼切的形容詞是不經意。

「講本土政治問題？有人會睇。理解？或許，但三分鐘後便忘記，既然這是個文化消費場所，我寧願做一個『人類共性』的實驗，呈現一種集體情緒、感覺。」按李傑的講法，雙年展於他只是一場「過時的選美」，他不靠濃妝艷抹、才藝絕活突圍，反而以素顏示眾誘導大家自省。當「理性消費」文化是主流，李傑沒有受誘惑而迷失本我，寧願御下爭光包袱感性呢喃。他的作品，本來就如此純粹。

看官或許會有過這種經驗：在熙來攘往的金融區大家總是「名牌加身」穿得美輪美奐，突然一位不施脂粉的少女踩着人字拖、素淨白汗衣傲然走過，反而會令你驚艷得手足無措。在威尼斯雙年展浮誇兼自戀的主場館「百科全書似的皇宮」（The Encyclopedic Palace）看着大名藝術家視覺「表演」，天天在渡輪上與泰斗Marc Quinn創作、至少五六層樓高屹立在San Giorgio Maggiore Island的大型吹氣浮雕Alison Lapper Pregnant打招呼，或者在中國館被氣勢萬千的數碼影像包圍，李傑給我的感覺，儼如這位「中環少女」。

李傑的作品叫《你（你）》（You(you)）。問他括號裏面的英文用小楷是否有特別意思？「吓？沒有。」甫進入展場兩個香港人熟悉的更亭映入眼簾，上面插着一把太陽傘。正在苦思當中的政治隱喻，是不是《旺角卡門》的深層身份疑慮的投射？「吓，早在2004年這更亭便出現在我腦海，去到威尼斯的展場我就覺得應該有個更亭，沒什麼意思。」至於用Nivea潤手霜塗滿更亭的玻璃窗，記者猜想是貫徹藝術家早年手霜系列作品的延續命題，但李傑說：「吓，買到咪用囉！」聽說作品還有演出部分（performance）。「吓，有人在展館裏吸塵是表演，微風吹動放在茶几上的紙巾散地，也是表演。」一言一語，李傑都說得淡然。

李傑作品的原料一貫從現實生活中取材，如家居用品、手繪布等，再配合錄像、圖像等在展覽現場重整，在中庭和兩個房間的舊民居中惺惺相惜：「構思時沒有一件『完成』的作品，許多都是在現場憑感覺創作。」從一件舊襯衫到一個抽水馬桶，都是他偽裝的繪畫，蘊藏的卻是最真實的情感。如果你硬要跟李傑的作品思想角力，就像用科學研究態度解讀《國產凌凌漆》裏達文西發明的「攞你命三千」般無果，根據李傑所言，這是一個沒有概念，只有結構的展覽。正如是次展覽的總策展人M+行政總裁李立偉（Lars Nittve）所言：「李傑的作品呈現了前所未有的漫不經心重要性。」

港人被迫遺忘

有結構無概念不代表李傑的作品無意識或扮空洞，他要說的命題，可以延伸無限大。他隨手拿起了筆，在紙上畫一個十字。十字右邊是hate，左邊是love；上邊是「當下」，下邊是「放下」(let go)，這就是他代表香港人參與世界小姐選美中的「泳裝環節」。

「我在想自己可以為香港做乜，在一條線中我經常走中間路線，這次我想愛恨分明，就畫了這條橫線，填上愛、恨。」之後，經過不斷看港產片和聽廣東情歌，由周星馳到鄭中基，「當下」兩個字經常浮現他腦海。「《英雄本色》裏面的Mark哥講：『我要嘅嘢要自己攞番！』或者許冠傑都給我香港人活在當下的感覺。」直線的上邊填上「當下」之後，他要找另一個極端。

「近年睇新聞睇到想殺人，我發覺香港人一直好擅於忘記，以前是主動遺忘，近年是政府逼你失憶，政府不是制度上唔畀你揀，而是令你連做乜人都無得揀。建築物要拆就拆、回憶要洗走就洗走，連政策都叫人忘記，包括香港最後剩下的身份。『遺忘』這概念近十年像一個球愈滾愈大，已變了一個城市問題，香港這個問題很嚴重。」於是，李傑想到「當下」的極端是「放下」，這四組詞語成為他作為香港人的濃縮表彰。

不過，李傑卻特別害怕突顯香港特色或身份議題。「我特別避開香港這個整體概念，對我而言要着意界定香港或者香港身份等於無身份，一個男人是否有需要去界定自己是男人或女人，界定來做乜？」李傑並不認同雙年展的選美準則，故他不想做自己否定的東西，「為奉承而配合遊戲規則，做自己否定的東西，是否很低能？」他的思考重點是：作為香港人可以做什麼？

展場走到盡頭的那個洗手間是李傑重要展品，在古樸的威尼斯紅磚牆上放了他在九龍城買的一個經典香港廁所膠鏡櫃。其實那是句子。

「當你照鏡講『你』的時候，你除了在說別人其實也是在講自己，因為鏡有時反映你心理狀態，那不是日常生活般簡單，而是一個warning，是大情緒。就像指着別人罵八婆，罵人者一定是八婆，被罵者不一定不是八婆，這是相關的。」李傑認為，這種面對自己的自省猶如一種儆醒。「這個展覽就如進入別人居處而看到自己居處的投射，別人的經歴其實你也在經歷。」

他的作品有偶然性，也帶宿命感。就像那張放在角落的太陽椅，本來是倉庫裏的棄物，李傑靈機一觸把它收歸作品中。記者親眼見到預展當天的酒會，有嘉賓便把紅酒放在那張茶几上，沒有留意它是作品一部分，是紙巾演出的舞台啊。

李傑老實地補充：「這個展覽好像說了些什麼，可是又好像什麼都沒說。」

李傑的展館位置就在Arsenale主場館入口外面，佔盡地利，每天遊人如鯽。預展到正式開幕，記者幾乎每天有意或無意的探訪李傑的空間，有時看見他和策展人跟外國遊客或媒體聊天，有時沒人光顧，有時它甚至被誤以為是主場館外一個休憩空間，記者每次到來看到民居晾曬的衣物，它們沒有與李傑作品格格不入，反而更似一種無意識的互動與共融。「對面有位婆婆每天兩次的晾曬衣服，包括褻衣，胸罩、內衣、內褲按大小排序展示，我覺得像跟她互動。」李傑說。

最想隱藏自己

是的，對比起其他出位、五感來襲的造作藝術品，記者更喜歡香港主場這種「淡然無物」的親民氣氛。平均一天走四五個小時看雙年展的藝術品，記者跟行家都發現一個現象：觀眾花上許多時間看展品的介紹文字，這是個令人疑慮的現象。如果作品要靠排山倒海的文字甚至文獻才能闡明意義和解讀，哪藝術的價值何在？「我做藝術就是要把文字或其他媒界不能表達的東西表現。」記得李傑曾對記者說過，他想表達意念，卻更想隱藏自己。

雙年展涉及資源分配，自然牽動爭議，今屆鞭撻聲更是嚴重，由審批程序到西九黑箱作業、西人主導審美到浪費公帑都有，更有「葡萄者」質疑李傑對展示香港藝術技巧的權威性；如果打破香港紀錄就是「貢獻」的話，它成功了，因為打破了策展費最高紀錄，1000萬元。記者相信不少香港人（特別是政客與偽文化人）若看到李傑的作品，定會謾罵：「粗製濫做買些枱枱凳凳就可以代表香港？還用納稅人成千萬？」或許有人會搭嘴：「太陽傘、爛電視不顛覆又玩得唔夠盡，代表香港是丟架！」向來不是以high culture標榜的李傑，面對「萬箭穿心」的抨擊，依然泰然面對。

「沒有迴響才是最差的迴響。」1000萬的確可以養活十個小藝團一年，但李傑強調要搞一個國際大型展覽，這絕對不是個大數目。「其實用來做製作費只有百多萬，其他還是用作教育、推廣開支，我收取的也是正常的artist fee。」

多年來，李傑的作品貫徹地用上藍色，就像潛意識死守相隨，記者喻為「李傑藍」，在雙年展的日子裏，「李傑藍」總是有意無意的出現在展場。它與奇斯洛夫斯基憂鬱的「藍」、Tiffany珠光寶氣的「藍」，甚至威尼斯天空的自由藍交替出現。

因為這種個人化，所以這個展覽是香港的，也許不是。李傑的object讓記者重新思考：拆掉價目標籤，究竟什麼是好的藝術？也許這是一個哲學問題，或會離經叛道地否定既有的審美標準，但記者得到李傑的點化，傾向相信藝術無分貴賤好壞高低深奧膚淺偉大卑微，只在乎有沒有價值。

如此理解，記者想李傑的確達到了這標準。

(文、相︰鄭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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