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2019】影評人家明：你不知道結果，唯有做自己相信的事

家明撰寫電影評論二十多年，近十二年每周日在報章上撰寫長篇影評，是香港影迷觀映外必讀的精神食糧。對出版一直不熱衷的他，今年書展終於出版了首本影評結集：《視聽之餘─香港及華語電影雜感》。昨天於香港書展，舉辦了第一場新書發佈會。房間內放映着電影片段，放完由他解說。平常笑聲不絕的他，一談電影，嗓子很大。平常自嘲愛看荷里活電影，「崇洋媚外」的他，談及每部香港電影，處處都流露對這城市的情感。
也許是由於社會氣氛，也許是平常天天對着年輕學生，在演藝學院教授電影家明，這天談起悲觀的香港前景及香港電影業，憤怒中絕不妥協。
教育又好，寫作又好，效果如何，他說大家今天根本不會知道，「你不知道結果，唯有做自己相信的事。」

TEXT & PHOTOGRAPHY：何兆彬

LJ：聽說你不熱衷出書，一直認為出版影評集太時限性？
家明：好像太時限性。因為寫的都是首輪電影，如果我寫經典電影，時限可能沒那麼大，再加上我寫的文章很長，香港人又好像不大愛看文字。出書或不出書，分別好像也不大，所以出版的意欲一直不大。

LJ：但像我們年少時讀李焯桃、舒琪、石琪，他們的文章時限性也很大呀，現在讀來也很有價值呀？
家明：好有價值。從影迷、影評人、從所謂研究電影的角度看，我當然很喜歡，李焯烑《觀逆集》、石琪的影評集都是次文化堂出版的，我現在仍保留着，你看那年代的電影，那些文章都是當年寫的，很有文獻的意義。但從我自己的角度，我不知道文章有多少代表性。出版的話，我心裡會怕出版社「責倉」、賣不去。換個角度，它作為文獻，或我自己整埋的角度，它是有意義的。但除了對我們這些喜歡電影的人來說，它還有多少人關心，一直是我的疑問。

LJ：你的影評文章篇幅很長。這是一個選擇，還是怎樣呢？
家明：一半選擇，一半是逼出來的。當初替《明報》「星期日生活」撰文，它一直改版，曾由狗仔報改回報紙度，文章長了，變成有二千多字。後來它又改版，曾試過一版有兩個作家，如果我寫得長，好像會掩蓋別人的篇幅，所以後來改版，黎佩芬（編輯）說「全版都給你了」。現在我會問她最長寫多少字呀？結果最多一篇文可寫3,700多字，變成了編輯及我自己一直縱容，我又覺得一直可以試的結果。

LJ：你也是樂在其中吧？
家明：OK的！現在我每次的目標，就是用3,000字的篇幅去說我的觀點，有時不只，就用兩期來寫。我也覺得幾好玩，可能中港台裡，用7,000字來寫一齣首輪電影像《上流寄生族》（Parasite）的，應該也不多吧。至於我寫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了，但有這個論述的篇幅，我是珍惜也享受的。

由直罵到嘲諷、挖苦

LJ：重讀以前十多年來的文章，有何感受？
家明：我從頭讀了兩遍，有些真的都忘記了，但有些對我來說也是有意義的。像《打擂台》、兩部《葉問》電影，有些細節我要讀回文章才記得，甚至有些觀點，我現在不會這樣寫的了，例如陳可辛《中國合伙人》，很多人會跟我提起這文章，甚至頗為讚賞，因為我替大家出了一口氣。但若是今天的我再遇到它，未必會寫了，因為人生苦短啊！你常記住一些剋人憎的事，是很痛苦的事。若果你要公允地對待它，你還要進戲院看兩次！現在若我看到令人火滾的戲，真的想中途離場啊。那《中國合伙人》（2013）就是看到中途已想離場了，但只看一半就寫，對它又太不公平，結果就留下來，我後來好像還再看了一次。

以前文章篇幅較短，若是今天去寫3,000字，我一定要看兩次，真是貼錢買難受。事後還要仔細去消化，真的犯不着嘛。世界上那麼多好戲，我們今天不像從前石琪那年代是寫日報，他天天要交稿，甚麼爛片都要看，但今天我一星期才寫一次，我就選最好的才寫。世界咁大，一定有精采的電影，一定有被遺忘的東西，甚至是舊片，不如將焦點放在那裡，更有價值。

我也不肯定，像《中國合伙人》有幾年了？我後來也再沒有用同一策略去寫一齣電影了，後來我再遇到不喜歡的電影，例如《風暴》，我會用嘲諷、挖苦，像《無雙》我就不會硬碰，我會用嘲笑的形式去對待。對我自己好一點，不用勞氣，對讀者也會較容易接受。

當你面對世間很多荒謬的事情，像香港現在這樣，你跟它硬碰是很辛苦的。你不如去調侃（Parody）它，這方面連登仔最叻，這也是藝術評論的一種策略。

LJ：你可記得，最早是怎樣開始寫影評？
家明：最初我在《年青人週報》寫，92-93年我在大學二年級，跟《年青人周報》投稿。我好像由高中開始，很喜歡它，它很小眾，我的同學幾乎沒有人讀它的，但它很獨特！我很喜歡。坊間報章、雜誌沒有這有這空間，它又有電影版。我記得第一篇是寫一齣很渣的電影：Boxing Helena (《情碎海倫娜》1993)，那是一個禁室培慾的故事，由《迷離劫》其中一個女主角Sherilyn Fenn主演，故事寫變態殺手很喜歡她，把她的手手腳腳全砍下來，再把她鎖在箱內。其實我一直喜歡看變態、重口味的故事，哈哈！

LJ：啊，你是這樣嗎？
家明：其實是的。電影本質就是如此，把你放在一個漆黑空間裡面，再將你的潛藏慾望挖出來。平常你不敢於承認的慾望，你在電影裡都找到投射。所以大家愛看殺人、暴力、色情的畫面，因為它平常是禁忌，但在電影裡可以做到啊，這是電影好玩的地方。但你看影碟，你看Netflix都做不到啊，因為電影院既公共又私人，在漆黑環境中像看一面單面鏡，看別人生活但他又不知道你在偷窺的快感！所以對我自己來說，看禁忌、中學時喜歡看Love Scene看祼露，到大學喜歡看Tarantino，他那種玩世不恭，都只有電影才能給你。那齣《Boxing Helena》是爛片，但我有感覺，就寫了第一篇影評。《年青人周報》是由兩夫婦經營的，後來，唐生就約我喝茶，他說仰止（張毅成）不寫了，他的欄目叫《仰止話電影》，唐生問我有沒有興趣接來寫。我膽粗粗，就說好啊，就有了固定的欄目。我由92年左
右開始，一直寫到97年報章倒閉。期間我也有在《電影雙周刊》撰文。

LJ：剛才談到科技、社會轉變，你怎看今天影評的意義？
家明：我覺得重要啊，你看得越多越需要影評，你去Netflix、Prime Video你怎選？現在那麼多串流網，在那裡都看到，但沒有好的渠道，告訴你那些是好，就亂石投林了。越多途徑看，影評越重要。另一方面，因為容易看到，大家不珍惜，或看不到細節。現在很多人用風行網、下載來看《七俠四義》，咁死喇！這樣看黑澤明、西部片、史詩式電影、看歌舞片也好，闊銀幕電影也好，死喇，你看不到那Impact。某程度上，影評要告訴大家它的吸引力在那裡。你要公允一點對它，你要還原它的本來樣貌，你才看到它的好處。你要聚精匯神的去看。

LJ：影評跟科技的關係，我知道你早期用過Facebook，後來都刪了不用。連Whatsapp都不用。但同時有些很著名的影評人，也會透過網絡發表文章，你怎看這趨勢？
家明：我樣樣都試下。我用Twitter，也把它當成影評。它限制你用140字，若看罷一齣電影我很有感受，我嘗試用140字去講，不行就再寫一段，再不行又寫一段，用三段去講。但那是我即時的短評，再要有多一點理據，就待星期日長篇文章，2,000-3,000字去做。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媒體。

長的文章我不知道，我自己不大喜歡在網上看長篇文字。我總是喜歡用紙本，捧在手上讀，網上都是快看，只看到標題。

《半邊人》的不甘心

LJ：這次影評集收錄的文章，怎樣挑選？
家明：主要是編輯挑選，我再補充，大致上我都認同。問心那句，我主要不是寫華語片的，我是很崇洋媚外的。我由中學看荷里活電影，像《星球大戰》等，都是看荷里活電影多。你今天問我，我也是較喜歡看外語片啊。當然，華語片也看很多，但那不是我的強項。像每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結集，真的有很多專家，細心研究，他們很死心塌地的去研究。你想想，到現在我連《G殺》都還沒看！《三夫》我也未看！不是故意不看，而是錯過了試片，但到正場時可能我會先將優先位置讓給塔倫天奴，再加上我讀到《G殺》的負評，我又怕自己看到一半，要離場又不是繼續又不是。所以我不是研究香港電影那種人，結果每年到了評論學會，每年要頒發大獎，一到了討論我就不參與了，我回去寫我自己的文章。我有很多年沒有投票了，因為有不少朋友很熱心，但我不像他們滾瓜爛熟，全都有看。

結果選文章結集時，我發現當中台灣片比港產片還要多！我用了多少羨慕等字眼，因為真的是只有羨慕，你看楊德昌、張作驥，你看魏德聖這些中年代，那麼用心又做出成績。為甚麼我們沒有人拍像《KANO》的足球電影，拍胡國雄當年的事迹呢？講殖民時期，香港人的身份問題呢。《KANO》我看了幾次，仍然很喜歡，當然它有它的缺點，例如CGI。

我不熟棒球，但第一次都被電影牽住啊，那個戲真係好勁呀。所以，像魏德聖、林書宇他們都很感恩台灣新電影對自己的影響，台灣新電影真的孕育了新一輩的電影人，香港沒有電影人說自己是新浪潮孕育出來的人，斷了層的！好悲哀的。大家都是新電影運動，台灣新電影的影響直到今天，今時今日大家還是很感恩廖慶松、李屏賓、杜篤之，但香港是沒有人會說自己受徐克、方育平、許鞍華影響的，方育平已沒有人在講了！陰功！方育平的電影那麼Powerful！你看《半邊人》！直頭是偉大呀，但無人講呀，年輕一輩直情唔知。所以對這些電影其實很不公平啊。你說它們不及台灣新電影嗎？不，我覺得大家一樣咁好，我一邊看一邊流眼淚，阿瑩想掙脫自己賣魚的生命，去學戲，今天一樣可以應用在年輕人身上。我們不甘心嘛，今天也一樣。為何我們要看電影？那是你對平凡生命的不甘心。

我們為何要旅遊？要移民？要搬屋？要轉工作？都是想掙脫自己生活中的一個枷鎖，《半邊人》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你放在今天，大家都會有共鳴。但今天沒有人關心這齣戲，沒有人在談論它。它甚至沒有一個公平的版本在坊間流通。

LJ：這是由於兩個城市的文化差異？
家明：係囉。但台灣新電影跟香港新浪潮，是有本質上的差異，台灣是較有人文色彩的，較講個人的故事。香港新浪潮始終有類型的轉化，譚家明《名劍》是類型的轉化，徐克《第一類型危險》也是，他們在上面增添了新元素。但除此，也有個人的故事，像方育平那幾齣作品。

這也是兩地對電影遺產的不重視（的分別）。不重視，變成修復、流通、影展（有分別），讓下一代看到的機會就少了。

LJ：對，像王家衛那些電影，才幾年呢？拷貝都全花了、甚至遺失了。
家明：是，又像嚴浩的《似水流年》，據說有一陣子是連電影資料館都沒有拷貝！聽說後來找回來了。《似水流年》啊，是金像獎最佳電影啊！是嚴浩的代表作啊！鄉土、尋根的題材啊！所以很悲哀。中國、香港、台灣三地的新電影，是香港先出現，才到台灣，再到中國第五代，而最受厚待就是台灣新電影，你會看到兩代傳承。

LJ：這應該由電影節開始做起？
家明：電影節、電影資料館，或甚至版權公司。台灣很多電影是中影的，中影還在。但例如《半邊人》是銀都的，他們根本不在乎。而有些小的電影公司甚至倒閉了，你看黃志強《舞廳》（1981），那些版本千奇百怪。它們可能是小電影公司，倒閉了就找不回來，也沒有人關心。那齣戲視野等等，好勁啊。

韓國電影的自由土壤

LJ：題外話，近年的韓國電影你看得多嗎？他們好像甚麼都拍出來了。
家明：勁，他們光譜很闊，很濫情的有，很商業的有，很作者的也有。所以韓國電影，第一，是由十多二十年前由國家扶持產業，第二是國家有民主土壤，拍甚麼都得！像《上流寄生族》，他講性、講貧窮，甚至可以講貧窮裡的劣根，大陸可否處理這題材？就先別說其他，性跟暴力中已有太多禁忌了。你的地方沒有自由開放的空氣，怎樣做藝術創作呢？香港現在越來越步大陸後塵，咁死得啦！黃修平拍《哪一天我們會飛》，由年輕導演去拍，都要用曲筆。

片末播放主題曲，飛機在獅子山上飛，有一隻黃色的飛機，飛到獅子的山嘴上，就跟「我要真普選的」橫額一樣。那首歌歌詞：「在那些不能言傳的夢，闖盪在未知裡。」全首歌根本在講我要真普選。但去到電影都不能言傳，只能暗示。說是說寫成長的初中故事，但其實講民主，這樣的主題不敢直接講，要用曲筆講。他不怕嗎？不怕無得撈呀？香港人從來不用曲筆，大家慣了直接講。以前大家讀國內文學，香港人都讀不懂，因為我們慣了直寫。但現在要曲筆，你說悲不悲哀？

《十年》已不能再拍了，誰敢再拍一齣講港獨、年輕人的故事？港獨都變敏感詞了。所以若沒有自由民主土壤，講甚麼電影產業，講乜Q吖！甚麼電影發展基金，摺埋佢啦。韓國電影之所以可以跑出，就是有此土壤，太關鍵了。拍乜都得，百無禁忌。如果你拍出來太爭議性，就讓觀眾、評論去罵，或在審查上設限，十八歲以下不能看。你不能去禁映，或在劇本階段已不讓它出來。大陸是如此，香港也越來越如此。

LJ：我記得，當年好多電影常被司徒華罵（意識不良）的。
家明：對呀。你回去看《學校風雲》（1988）不可怕嗎？幾得人驚！簡直可怕！但電影就是如此，讓你去面對。人是很複雜的組成，你平日道貌岸然啫，但骨子裡你壓抑了慾望，電影就把它們勾出來。若電影拍出來全是好人有好報，壞人有惡報，仆街啦，邊會係好戲吖。

早陣子，我們美國電影史課裡，重看美國一些最重要電影，全都是講一些Ego-centric（自我中心）的男人，包括《大國民》（Citizen Kane, 1941）、包括《搜索者》（The Searchers, 1956），都講好自我的男人，有時能放下，有時不能，這就是他的命。這世界邊有百份百好人，百份百壞人呢？電影就是呈現這現實的複雜。香港不是不讓你拍呀，但你要預先收窄。咁死啦。

LJ：所以，你是傾向悲觀的？
家明：悲觀呀，前幾年，我還以為可以有個本土電影市場，像《十年》（2015），你不理大陸，照顧好自己就好。你每年拍幾部《淪落人》（2018）好未？二千萬票房，可持續啦。但現在除了像《淪落人》，你沒有甚麼好拍了。

LJ：都在拍溫情……
家明：係呀，都拍家庭、溫情、成長，其他你不敢拍，你連《樹大招風》（2016）都不能返大陸。電影其實全世界一樣，八十年代已是荷里活天下，香港好一點，撐到九十年代。你看台灣、日本？跟荷里活電影怎鬥？一年之前，你已在看《復仇者聯盟》的預告，有了看電影的期待，你不看就落伍。但是，在台灣在2007年《海角七號》為何爆出？那是因為政治環境迫成，大家要支持本土電影，買票就像買身份認同一樣，他們叫國片，國片變成了潮流。

香港可不可以？我本以為可以，拍《十年》吧，或拍蕭若元那些《3D肉蒲團》，大陸做不到，若香港有一間戲院專放色情片，大陸人下來都去看，一齣電影上映半年的，咁得唔得？驚悚片又得唔得？但整個本土電影，還沒成氣候就胎死腹中了。像《十年》那麼賣座，也給百老匯中途下架了，要做社區放映，不能從傳統戲院發行機制接觸到觀眾。那《消失的檔案》、《地厚天高》呢？紀錄片更加容易犯禁，觸碰到敏感神經。

變成更好、更有品味、更關顧別人

LJ：剛才在新書發佈會上，你本來想放《十年》片段？
家明：很多人罵《十年》不達標，哈，香港金像獎，很多電影都不達標啦！《葉問》達標？《寒戰》達標？《無雙》達標咩？技術達標之嘛，骨子裡咪一樣一Pat屎咁！《十年》有很多新意啊，人家用五十萬呀，五部戲，五種風格喎，有黑白、有偽紀錄片、有Poetic的，你未見過香港金像獎有這樣的電影啊。

現在還有人敢拍《十年》續集咩？若不是這樣壓抑的政治氣氛下，可能會有，但現在不敢提了。我很自豪的，當年我看電影金像奬，不吃飯，看到它得獎我是跳起來的，滿心歡喜，覺得最佳電影真的應該頒給它。《十年》團隊，台前幕後上台還很謙卑！你去看《葉問》黃百鳴他們上台，領獎好像應份咁。喂，在藝術面前我們算甚麼東西？每個人都是一輩子的修行，無人掌握所有真理，每個人都在試、在錯，我們越看得越多就越是。你看《十年》團隊上台的謙卑，是覺得自己唔夠，事實上他們也未夠，不夠不緊要，咪下一次囉。我們應該欣賞新意。

LJ：所以香港的年輕人係得嘅，現實卻很悲劇？
家明：得，超得！你看《KJ音樂人生》，你看《天水圍的日與夜》，都在寫香港的年輕人，全部都很世故，全部都很懂性。你只要畀佢就得。但你還是用家長的姿態，怕他學壞！但年輕人有信念，你應該欣賞。

LJ：那跟你每天的工作，心理不會矛盾嗎？你覺得年輕人得，但現實環境是那麼殘酷。
家明：那沒辦法，畢業後各自修行。但作為藝術教育，我是做品味、思想的培育。三十個人，出去都做到電影工作者嗎？當然不是。像我們以前念藝術，人人都做到全職藝術家嗎？不是，但藝術教育做好，畢業後出去，他們會變成更加Ready、更加好、更加有品味、更加關顧別人的一個人！社會多一點這樣的人，就安樂啦。他做甚麼，沒有所謂，但藝術學習會反饋到他的工作上，一定可以。教育不能太功利，香港教育問題就是太功利，教育像撒種，寫文章也一樣，你不知道結果，不知道收成，唯有做自己相信的事。命你只有一條，為何要為他人服務，為何要唯唯諾諾？

我們現在最好了，我們喜歡藝術、喜歡電影，我們對電影負責，對得住電影，不需要賣任何人的帳。我在堂上面，對所謂老闆、對公眾，都講同一番說話，不是見到誰有另一番嘴臉。藝術就是給予你這自信，給予你這存在價值。

我們不是職業先修學校，日後你做不做電影工作者，我不知道。但日後社會上多一個有質素的觀眾，那TVB就早一日玩完啦。TVB咁渣仍可生存，就是有質素的觀眾不夠，或大家覺得無所謂嘛！電視像一盞燈一樣，讓它長著，不在乎它好壞。你有要求、有品味，就可以告訴別人這些東西不行。

所以有沒有影響？可能無，我不知道，但我們唯有做自己相信的事。寫作又好，所謂「誤人子弟」又好。你可以一貫地，做人不需要幾張嘴臉。

LJ：那你剛才說只出版一本影評集，當真？你自己也說自己多寫西片，不出版另一本說不過去嗎？對這書有甚麼期望嗎？
家明：先看看如何吧。坦白說，之前有出版社找過我，但除了影評文章，我覺得另外我這十來年有做過的導演/電影人訪問，他們給予我很多靈感。也多得香港國際電影節那國際層面的便利，我訪問過Peter Greenaway、Béla Tarr、Oliver Stone、陳湘琪，我全都有文字紀錄，若結集出版會對電影學生或其他人有幫助。之前有跟BC談過，但我太疏懶，丟下了就沒理了。遲一點吧，那些內容比較沒時限性，甚至時候讀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