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 藝術開花】洪子健：亨廷頓的啟示

談當代藝術，不能少了談錄像藝術。美國出生，目前定居台灣的洪子健（James T.Hong）將展出他的作品《關於鴉片戰爭的三種論據》，當中談及香港歷史。洪的作品，頗受爭議，他說研究了香港的歷史多年，對香港一直很感興趣。

TEXT BY 何兆彬

亨廷頓的影響
洪的《關於鴉片戰爭的三種論據》2015，以兩個並列的畫面，同時展示。畫面的一邊彩色，拍攝香港今天的現代建築，另一邊黑白拍攝古舊遺址；同時輪流講述的，一邊是爆發鴉片戰爭時，英國的觀點，另一邊是滿清的觀點。滿清的觀點一直在指責西方列強，觀點與今天某些民族主義頗為相似。

「我一直對香港的歷史和起源有興趣，而做相關的資料調查，你一定會查看鴉片戰爭。我是先讀了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96年的著作《文化衝突論》，書中提出了冷戰後的衝突，可能更多是不同文化的衝突，例如伊斯蘭與中國文化對抗西方，多於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他說這個論點的根據，是在冷戰及美國成為世界獨大的超級強國之前，伊斯蘭文化和中國文化已很強盛，而鴉片戰爭正是東西文化的正面衝突。

於是他想出在作品《關於鴉片戰爭的三種論據》中，以並列的方式，並排雙方的論點，「在當年這樣的政治分布是基本，它們之間是不可能有和平談判的。完全相反的思想，在同一地域之間，根本不可能同時相處並存，這像不像今天境況？」

《關於鴉片戰爭的三種論據》在2022年的香港展出，可有特別意義？「對我而言，在今天香港展出沒有特別意義，在2022年，除了烏克蘭的衝突及再一年的疫情下，我不知道會否有特殊意義。這得由觀者決定。」

影片就是政治文宣
作品中拍攝了很多香港的景色，洪說，當時主要的拍攝，是在小輪和船上拍攝，「我做這個作品之前，已在中國及香港拍過好些作品，因此對與怎樣跟有關方面相討，已有經驗。片中的鏡頭運動，是特別設計了去配合提到的那方的歷史軌道的，也就是說，片中的鏡頭運用，是根據歷史記載中，英國及中國人的運行路線而拍攝的。」

洪子健在伊利諾大學修讀哲學博士後，本來想從事學術工作，後來轉了軌道，開始攻讀電影，他拍攝紀錄片，但與主流電影圈又不搭調。今天看來，自己的學術背景，對作品可有什麼影響？「我的哲學訓練，會令把電影看作是一種遞進式的工具，一種爭論，很多哲學都是爭論，而更準確的說，電影可展示我對這些假設、公理的爭論。」他承認自己是有偏見的，更認為影片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文宣（Propaganda），「但我不認為所有政治文宣都是壞的，最重要看是它的文本如何。」

他曾談到，自己深受Craig Baldwin影響，到底是怎樣影響？「從製作電影角度看，Craig Baldwin當然對我影響深遠，我也會一生都記得他曾在早期幫助過我。另一個曾教導我用小預算拍電影的是三藩市電影人Gibbs Chapman，當年仍未發明數碼拍攝呢。」他說因此當初拍攝的毛片，就是直接拿去剪接的，那些analog的影片拍得又貴又難看，聲音還要另外以器材錄製，相當麻煩，但他對那個年代，又有點懷念，「拍菲林仍然有一種魔法，是數碼不能代替的。」

大眾是謊言
他說因為如今影片太容易製作了，他認為因此也少不免出現很多人把自己的道德主張，到處拍片宣揚，給心志不成熟的觀眾看到，「不幸的是，大眾對很多議題是不認知的，包括我自己也一樣，而有些人真的笨死了。十九世紀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聲稱『大眾是謊言』，再早兩千年，彼拉多已經問過了：『什麼是真理？』」

洪子健的作品，對西方鞭撻毫不留情，這也成了他頗受爭議的原因之一。今天的他定居台灣發展，何解？他一邊談到在台灣較有人身安全，也會提到自己身在東方，天天會看着在歐美的亞洲人怎樣被侵犯。

「我人在台灣，跟自己外貌相似的人住在一起會比較安全，不會成為如今在西方流行，反亞裔情緒的受害者。台灣的暴力罪案數字偏低，而住台灣，要去亞洲各國也相當方便。」他說：「但在台灣的壞處，是你要接觸到的英文書比較少，有些器材在美國也較平和較易購買。台灣的電單車多得像個禍害，而電單車執照，根本就像爛人的執照，這些事情，不跟國籍的。」

問他那留在台灣創作，可有什麼願望，他說：「我的終極目標是變得那媽的發大財，但目前仍未有眉目，也不像會發生。因此我的目標很簡單：過得滿足。」

＊《關於鴉片戰爭的三種論據》將在Art Basel Hong Kong Insights Sector展出（展位：1D50 Empty Gallery）

Art Basel Hong Kong
日期：5月27-29日
地點：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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