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仲謀醫生：精神問題困擾香港

中外古今，無論是太平盛世或天下大亂，自殺的事情從未停止過。筆者相信，任何社會，施行任何制度，都難以完全杜絕人們輕生的舉動。不過，減少自殺的數字是要有事實的根據和相當的把握。這樣需要整個社會每一個階層的通力合作，而政府必然是責無旁貸。

自殺的原因錯綜複雜，其中包括疾病、金錢、感情、事業和學業等。自殺數字的升降當然不能直接反映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但見微知著，一葉知秋，為政者不能掉以輕心。

踏入2019年，未及一季，香港已經發生了3宗較為矚目的自殺慘劇：

1.將軍澳一名55歲的清潔女工，先用安眠藥物迷暈23的歲兒子，然後用電線把他勒斃，她則自殺獲救。報載她是個長期精神病患者，妄想和擔心身體健全的成年獨子在她死後無人照顧。

2.西環一對中年夫婦殺害幼子後雙雙燒炭自殺。有報道指這個家庭欠下巨債，無力償還而走上絕路。

3.天水圍一所小學的女教師據稱被校長迫害，在校內跳樓身亡。

表面風光

上述案件無論誰是誰非，都證明香港人的精神出現嚴重問題。特區政府針對近日醫院被病人「逼爆」的情況，緊急撥款5億元給醫管局，增加醫護助理的薪酬；尚待通過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長又預備100億元作為醫療服務的應急準備。可惜，政府官員（除了教育局長楊潤雄對女教師自殺表示惋惜外）對一連串自殺事件都噤若寒蟬，遑論提出針對性的應變辦法。

同時，申訴專員公署調查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計劃」的推行情況，發現學生出席率偏低，而學生健康服務中心亦未有全面跟進因心理健康問題而須轉介到其他部門的個案。

事實上，有關當局對精神病的高危一族缺乏有效率的支援。傳媒對「女教師自殺案」作鋪天蓋地的報道，是基於有眾矢之的──「施虐的邪惡校長」，而忽略了教師真正面對的困難。

教師自殺事件不是新鮮事，整個教育界的專業團隊都是精神病的高危族群，在比例上可能冠絕本地所有專業界別。這個推測是來自各類教師向私家精神科醫生求診的數字而得出來。筆者是局外人，不敢妄議教育制度的得失，不過不少老師視學校為一個「高壓窩」卻是不爭的事實。正是「上樑不正下樑歪」，教師工作感受到高度的不必要壓力，又怎能教好我們的莘莘學子？政府投資巨額經費以圖改善教育，增強本港的競爭力，是不是會事倍功半呢？教育當局如不能正本清源，出事後才賊過興兵或文過飾非，慘劇一定會繼續發生。

有好老師才有好學生，有好醫生才會醫好病人，這是非常合理的邏輯推論。究竟香港醫生的水準好不好？近年愈來愈多內地病人千里迢迢到本港的公私營醫院求診，或可窺一二。

另一方面，香港的醫療系統不斷出現大小不一的「醫療事故」，使輿論嘩然。前者有外科醫生做手術時兩邊走，使換肝病人敞開肚子長達幾句鐘；近者有急症科醫生在當值期間失蹤，後來被人發現他曾吸食大麻致神志不清。很多人站出來抨擊、指摘，指他們缺乏「醫德」。不過，很少人敢於替醫生辯護。

一句老生常談可以勾畫醫生的「苦況」：醫生也是人，他們承受壓力的能耐和普通市民一樣；醫生也是人，他們同樣會受情緒的困擾。根據近年的研究，香港醫生患上精神病的機會率比一般人高。不要看本地醫生表面風光，以為每年DSE的狀元都爭相進入兩間醫學院。其實，在香港行醫，尤其是年輕的一群，有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苦況。

在公營醫院就業，工時長，掣肘多， 醫生想以自己理想的方法醫治病人簡直是緣木求魚，造成但求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超負荷的工作便心滿意足。他們看到某些「上岸」的前輩錦衣玉帶，不免心生羨慕，密謀出外打拚，但又害怕「新人」之間競爭激烈，因此部分醫生寧願安於現狀，對工作缺乏成功感；另一些醫生則等待時機，準備隨時「蟬曳殘聲過別枝」。

上述兩類醫生都有着「不理想」的精神狀態，容易產生焦慮和抑鬱。所謂「能醫不自醫」，不幸患上精緒病的醫生或會怕被同行「看扁」，被病人「標籤」，可能諱疾忌醫，逐漸陷入深淵之中。

分清緩急

澳洲醫學界早已洞悉醫生的困難，多年前便成立了專為有精神困擾的醫生服務的機構。反觀香港的某些團體偏重秋後算賬，提議犯錯的醫生要被紀律處分、停牌和吊銷執業資格。試想一個飽受工作壓力的醫生，患上精神病又羞於啟齒，不敢就醫，錯誤選擇用一些「軟性毒品」企圖紓緩繃緊的情緒。難道這是一條「死罪」？公眾有沒有設身處地為受困擾的醫生想一想？

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遠遠落後於世界標準已是公開的事實。有人會反問：「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很多都不是遠遜於歐美等先進國家嗎？」說得對！但是大家應該考慮公帑運用的緩急先後。

精神病很快會成為「人類的頭號殺手」，本專欄已多次反覆討論當中的嚴重後果。

香港房屋缺乏，市民「上樓的心情」焦急如焚，就像烈燄撲向政府，政府便以滅火為首要任務，並全力以赴。

本地精神健康服務不足，死了幾個人，不會有人上街示威。市民精神健康被蠶食，會影響社會每一個部分，就像幅射洩漏，在無影無蹤、不知不覺中腐蝕人心，以致全面崩潰。筆者所說的是「盛世危言」及擔當了「吹哨人」（Whistleblower）的角色。

希望社會能「察納雅言」，聯合各方力量，組織統籌中心，規劃短、中、長期的改善計劃，訂定時間表和流程圖，逐步優化精神健康服務的「軟件」和「硬件」。

撰文： 陳仲謀醫生_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