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十個拆彈的少年》】丹麥導演揭開二戰拆彈秘史

很少有關二戰的電影中德國人是受害者，由丹麥導演馬田贊夫列（Martin Zandvliet）執導的《十個拆彈的少年》改編自真實歷史，沒有炮火轟鳴、硝煙瀰漫的戰爭場面，而是一個有關人性中的愛恨、報復和寬恕的故事。

電影描述丹麥在戰後最黑暗時期，納粹德軍投降後，一隊德軍戰俘奉命到丹麥鄉郊拆除地雷。他們沒受過正式掃雷訓練，就要拆除丹麥西部海岸逾200萬個由德軍埋下的地雷。

一幕幕徒手挖掘地雷、取出雷管的場景扣人心弦，導演不斷重複一吋差池便葬送性命的緊張鏡頭，讓觀眾感受那高度緊繃沉重的氣氛。影片不但奪得多個國際電影節獎項，更入圍競逐本年度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能否再下一城，就要拭目以待。

丹麥導演馬田贊夫列集編劇、演員及剪接師於一身，他曾為《泰迪熊》、《時尚帝國合約的開始》等電影擔任編劇。2009年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Applaus已取得不錯成績，包括奪得蘇黎世國際影展影評人大獎，另獲提名印度孟買國際電影節Golden Gateway大獎及比利時根特國際電影節Grand Prix大獎。

《十個拆彈的少年》是導演的第三部長篇作品，影片在東京國際電影節勇奪最佳男主角獎，又先後在鹿特丹及悉尼等7個電影節榮獲最受觀眾歡迎獎，另獲美國國家評論學會頒發最佳外語片獎。

作為一個丹麥人，馬田認為這是一段被國人遺忘及不完整的歷史，當中有很多疑點引起他創作這個故事的興趣。「我剛開始做資料搜集時，以為國家的地雷都是由丹麥囚犯負責處理，但一發現原來是用德國戰俘負責的，我開始更加投入去搜集資料。當然，還有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我想通過歷史更加了解現在，而且還要預備未來，我相信這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

埋220萬個地雷

二次大戰時，德國為建立大西洋海岸防衞線，在丹麥西岸埋下超過220萬個地雷，比歐洲各國加起來的地雷數目還要多。戰後丹麥政府徵召一些德國戰俘執行全國掃雷任務，而這些戰俘是希特拉投降前強行徵召的後備軍，多是老弱殘兵，年紀最輕的只有13歲。

根據日內瓦人權公約規定，各國政府都不能夠派遣戰俘執行長期勞役或危害性命的任務。但有證據顯示，英國政府與丹麥政府將文件上的字眼由「戰爭俘虜」轉換成「自願投降的敵軍人員」，避開這條公約的規定，於是就有超過2600名德國戰俘被派參與這項高危任務。

故事開始是一輛軍車上載着很多年輕的德國男孩，他們都是二戰的受害者。最令人震撼的是，這班年輕戰俘沒有鋼盔掩護就要執行儼如送死的「自願性任務」，他們排成一字在荒涼的沙灘上拿着長棍，匍匐前進徒手勘探地雷。

「從一開始我的目標就是，要向世人呈現一段不光彩的丹麥歷史。我很明白為何有這麼多歷史學家努力去逃避這些史實。」他指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神話，總是希望讓人看見其英雄形象，去建立國家的歷史身份。而為了國家可以戴上光環，都會避免談論一些影響國家形象而又不為人知的故事。

「這部電影想告訴大家的是，丹麥也有黑暗的一面，大家一定要引以為戒。因為戰後英國政府提議丹麥政府徵召這些德軍戰俘去擔任掃雷工作，其實是一個兩難的政治問題。一方面，拒絕這樣的建議會令丹麥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而這樣也會為其他周邊聯盟國家帶來極大心理負擔。戰後的丹麥依然背負着某程度上的不良聲譽，但英國卻證明了自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救世英雄——他們為丹麥人民帶來了自由。但是，強迫德國少年戰俘為丹麥掃地雷，某程度上是犯了戰爭罪行。」

雖然馬田的父親曾為丹麥參加二戰， 而他有2名德國籍的繼弟妹，但都沒有影響他拍這部片的決定。「一開始我非常震驚德國人至今仍因為上一代的一個錯誤被責怪。我反覆思考已是二戰後的第三代人，為什麼他們仍要背上這個歷史包袱？所以我故意用一些年輕演員，呈現出一種錯不在他們的訊息，其實我們都知道，二戰是他們父母的戰爭，而不是他們的戰爭。」

仇恨轉化為體諒

縱使片中大部分都是新演員，甚至只是初出道，但導演認為最好的地方就是他能按自己意思去塑造這班新演員，將他們引導到他要求的水準。劇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由丹麥演員羅蘭慕拿（Roland Møller）飾演的丹麥軍官卡爾，對德國人恨之入骨，但跟這班拆彈少年朝夕共處，發現他們都是有血有肉對未來充滿憧憬的青少年，因此，他開展了一場內心鬥爭，最後將仇恨轉化成體諒，當親睹他們命懸一線的險境，漸生同情。卡爾內心充滿掙扎，在上司無情的逼迫下，更承受着無比的壓力。

馬田認為：「那位強迫這些男孩徘徊死亡邊緣的軍官（即卡爾的上司），就是這部電影中最具代表性的仇恨化身。但對卡爾來說，那些被丹麥軍方標籤為惡魔的德國戰俘，在他心目中逐漸變為普通不過的人類。而羅蘭慕拿完全掌握到這個心理變化，把這個感覺演繹出來。」

電影氣氛沉重悲慟，被問到如何處理好個人情緒，會把「它」留在片場還是帶回家？馬田回應：「我想觀眾感受的就是電影呈現出來鐵一般事實的殘忍。當然處理情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每拍完一場，我都會和大家喝咖啡，然後跟大家開玩笑，將沉重的心情放下，而這只是我們的工作，當然是把它留在片場。」

真實地雷區拍攝

值得一提的是，馬田太太(即電影攝影指導Camilla Hjelm Knudsen)和女兒也有參與其中，所以即使電影很沉重，他的家人都在現場支持他。「Camilla Hjelm Knudsen都深深受到六十年代電影的影響，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創造一齣在詩意與黑暗徘徊的電影。一切布置都必須美不勝收，才能稍為安撫觀眾在大銀幕前所經歷的無形恐懼，因為信念一致，所以我們非常享受一起合作完成這部電影。其實我兒子也在現場，他每天都坐在我的導演椅上，有趣的是，羅蘭慕拿經常跟他玩，有一場羅蘭慕拿要發脾氣，兒子非常害怕地問我，他是真的生氣還是在開玩笑？」

馬田堅持要在一個真實的地雷區拍攝，片中的沙灘正是一處列作野生保育和居民寥寥可數的地方。「在那拍攝也有很大挑戰，那裏有太多的殘舊房屋，有些甚至已淹浸在水中，我們必須自己搭景。而且在我們拍攝的第一天就發現一個不能運作的地雷，我相信那裏其實有更多，雖然已不能運作，但我們也不能大力撞擊它。」

在有關二戰的電影中，德國人很少是受害者身份，正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會想拍這部電影。「因為德國人根本不會去拍這個類型的電影。當你了解到歷史的一面，你必須要了解另一面，不可以單單因片面的原因去認定德國人是壞人。只要你看了電影5分鐘，你就會有這個感受。如果你代入卡爾這個角色，就會經歷一次情感的過山車，由憤怒、同情然後原諒，是非常人性化的故事。」他不是要去改變歷史，而是要改變人們對歷史的看法，要人們更完整地回望過去。

撰文：林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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