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歷史學者鄧家宙,為了研究從不怕「大吉利是」,專注香港史、佛教史及金石文獻研究的他,曾花5年時間,走遍香港大小墳場,把先人的墓碑拍下抄下,蒐集到約500個有文字的名人墓銘,整理出本地近代華人的生活歷史。在他看來,香港遍地都是歷史研究材料,偏偏大眾卻對此視而不見。
在經濟價值主導的城市,一切與歷史有關的東西都被視為次要,早前港鐵沙中線掘出宋代古井,只是保存最有價值的井便了事,鄧家宙慨嘆公眾對歷史普遍不關注。身為歷史學者的他自覺有責任推廣,最近就推出《香港地區報──18區文藝地圖》,以輕鬆手法介紹香港歷史。
撰文:張綺霞
鄧家宙成長於八十年代,從小便對歷史有濃厚興趣,當時古裝電視劇正流行,讓他非常沉迷,「有很多歷史元素在裏面,慢慢引起我的興趣,發現歷史不是純粹的硬資料,而可以是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擴闊我的思維與眼界。」到了大學選科,他決心主修歷史。「家人也有些意見,未至於反對,只是覺得謀生上最好就是讀理科或商科。連我中學的班主任也說,你首先要想想將來出來可做什麼,除了教書、出版可能沒什麼發展空間。連老師也告訴你在香港讀歷史係唔得嘅。」
然而他沒有想太多,只是想讀喜歡的科目,到後來一路進修,做本地歷史研究,到如今出版了多本著作,都是意料之外。他自言幸好沒有很大的家庭壓力或供樓負擔,因此過得簡單些,基本上也能維持生活。
被讚揚具有遠見
今天,社會保育意識提高,因此他出書搞活動也有不少人關注。「一些人更說我真有遠見,10多年前就知現在有歷史文化的市場。」他笑言,當初也沒想過社會會如此轉變。「有遠見就去搞地產了。」
最近他與本地年輕插畫家Carmen Ng合作推出《香港地區報──18區文藝地圖》,圖文並茂地展示各區古蹟及歷史。「以往出的香港史書,別人聽到『史』字已經大壓力,希望有一本簡單易接近的書。」書中以香港18區為分野,每區約30個景點,但近年城市重建的步伐增快,不少原本打算放進去的景點已被破壞不存在。他認為,這趨勢無可避免。
「說保育應該分兩部分,第一是法例,其實100年前已經有,如《保存宋王臺條例》,但說到全面的保育概念,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才有。回歸後,明顯地許多舊事物因為現代需要而拆卸,大家也開始有保育意識,可能因為政治或其他原因,因此我們起步是慢的。到今天仍用七十年代不合時宜的法例。」
保育的第二部分則是公眾對這兩字的概念,究竟保育是否只是保留外貌就可以?成本應該由誰負責?「例如一間士多宣布倒閉前沒有人理,宣布後人們卻一窩蜂湧去光顧」,他認為這種情緒化的處理正反映大眾對歷史文化的不關注,讓保育也流於表面。「我們缺乏真正感受歷史文化的訓練。」他指出,雖然情緒化也有其正面影響,但無助於長線有效地進行文化保育。
「把建築保留下來後,應該怎樣用?政府不想管不想花錢,只有一個方法運作,就是商業化,要有高回報一定是離地的。」他認為,歷史學家面對這現象,也有責任。「在推廣本地歷史文化上還有很多是未做的。對於大眾來說,歷史文化除了作為景點,假期多了地方去,似乎與自己沒有太大關係。」
港政策埋沒歷史
就如最近港鐵沙中線地盤發現宋代古井,社會迴響遠不及其他社區建築要拆卸,「學者與市民的反應差異正在於此」。該地盤發現6個井,除了兩口年代比較久遠的方井原址重建外,其他都被拆卸,雖然周邊還發現有建築群的遺跡,但都不被保留。「以地形推斷應是一條村落,但因為範圍大,只能保護井,打算連同旁邊的宋王臺發展成一個宋代公共花園。」
他慨嘆,在這城市中,許多古蹟都被政府和市民忽視。「因為如果要改路線避開古井,便要多花幾十億。其實市民也對此不太關心,你去訪問居民,會否為了一個井忍受多幾年工程?其實當時有一個北京考古學家曾為此發聲,說在中國大陸發現一個宋代的古井,還要如此完整漂亮的,不多於10個,應列為國家級文物,但如今整個社會都是說經濟價值,沒有對歷史文化的重視。這也是因為很現實的因素,人口多,住和交通都應付不了,自然無心情管這些問題。」
他為此感到很可惜,覺得可能就此摧毀一個重要的歷史遺址。「我相信整個九龍城的海邊還有更多宋代古蹟,其實這10多年來已挖到許多東西,只是沒有什麼人關注。如果我們進行大規模有計劃的開發,有助我們理解宋代的香港,但香港法例和社區建設的關係是,就算你明知那邊有東西,很多時只是掩埋不挖下去。」
他指出政府專門負責考古的,只有古蹟辦下面的考古學家名單,如果突然挖到東西,才讓這些專家以投標形式幫忙。「我們香港幾百萬人口,原來不怎麼注重考古人才的訓練。」
雖然政策上也有不足,但他強調,公眾教育也是歷史學家的責任,「許多在香港研究歷史的學者,都是用自己的力量。孤軍作戰,資源不足,在香港的大學教學要兼顧行政,研究時間本來就少,而申請政府的計劃,最多2年,很多都無法持續。但研究往往是沒十年八載也看不出什麼來。」因此他與其他學者成立香港史學會,搞講座和導賞團,希望推廣大眾對本地歷史的關注。
因「八卦」研究墓碑
他的研究重心除了香港史,也有本地佛教傳承演變,能碰到這範疇,他形容是緣分。佛教的本地流傳因為資料散亂,多年來都沒有統整說法。
「不同於天主教基督教有系統地來港,文件檔案都很齊全,而佛教的人很多都只是因為打仗來港避難,各家各派,看到什麼就做什麼。許多都沒有文件,只是口耳相傳,根本沒資料讓人入手研究。」他曾在佛教機構工作,因此能輕易取得不同資料,也能獲得受訪者信任。「很多故事都是飲茶時說出來。」
而另一個研究重心,則是本地墓誌銘,研究主因是「八卦」。「我拜山時喜歡周圍望,有次發覺親戚墓旁邊的墓碑多了幾行字,不是年月日,慢慢細看,才發現這位朋友是日本侵略上海時『四行倉庫保衞戰』八百壯士中的一個指揮官,說出了另一個故事,原來今天對該戰役的記錄也不是百分百準確。」
於是他開始發掘更多墓誌銘,愈看愈有興趣,發現香港埋葬着不少對近代歷史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包括民國年代的政要商家。「看一個就拍一個抄一個,抄着抄着就有好多資料,發覺它反映香港從開埠至戰後華人的生活、中港互動等,如果這些故事沒有被整理出來,可能就此長埋地下,隔了這麼長的時間,可能連子孫也不知道了。」
要逐個墳場逐塊墓碑去看,他形容研究過程相當辛苦。「我們是用最笨拙的方法,因為根本不知哪個位會有我們想找的東西,只能地氈式搜索。」最後他們選出數百個墓誌銘,結集成兩本書,出書之後也帶團到墳場考察,讓其他人更理解這一段歷史。
研究過那麼多墓碑,他自言如今已經不忌諱死亡,也不怕靈異。「我們的好奇心勝過一切」,他笑言,學會其中一個參與研究的理事原本很怕鬼,每次進墳場都要袋着平安符,去了兩三次之後沒有了恐懼,更捨不得離開,「或許這是喜歡歷史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樂趣」,他形容,自己與這些先人就如老朋友,「我們探訪的時間比他們的子孫更多。子孫可能大時大節才去,我一年去十多次,更會帶其他朋友去探他們。」
走過墳場多次,他發現許多墓碑都已經無人理會,殘破失修,打算未來再組義工團去修補。而對於生死問題,他也有了不同看法,覺得死亡只是普通事,生前多風光也是虛幻。「看到一些人的墓非常漂亮,卻無人探望,便會覺得再漂亮也沒什麼意思。」
鄧家宙小案檔
學歷: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碩士、新亞研究所博士
職銜:香港史學會董事兼執行總監
著作:《香港史地》、《香港歷史探究》、《香港佛教史》、《香港華籍名人墓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