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參與的電影,連續兩年在香港金像獎奪得最佳電影。
歐文傑拍過《十年:方言》,又是《樹大招風》三名導演之一。得獎後他沒有去拍千萬製作,新作《非同凡響》製作費700萬,但今天的他輕鬆自在。過去身上總帶着的憤怒,現已不大得見。
「我從來都覺得自己是仙人掌,有好多刺,好防範,等人家不要過來。」他說:「從前我很憤怒,因為以前對這社會有很多不明不白。」在破碎家庭長大,在焦慮及擔憂之中由嫲嫲扶養成人。中學讀商科,遇上電影,他一直以為人生價值是在光影裡尋。後來這想法幻滅了,他反而更高興。「我曾經以為會在電影裡找到一個答案,但結果是透過我太太身上找到人生答案。」跌跌碰碰,他終於在失婚及苦戀中再生。
文、圖:何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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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如中邪
「我第一段婚姻只維持了一兩年。當時09年結婚,結婚不久就散了。最初結婚是因為交代,也有少少是為了箍煲,這是最差的選擇。人畢竟會犯錯,到真的要分開時,我心想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愛情了,但當我好絕望時,又遇到我(現在的)太太。」
《樹大招風》獲2016年金像獎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等多個獎項,但對歐文(歐文傑)的人生來說,這齣電影的意義不在獲獎,「《樹大招風》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她。當初籌拍時,我們需要認識一些在大陸做生意的人,她是受訪者之一。本來以為她會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但甫見面就發現她的資料不合用。」二人年齡有差距,本來誰都沒有想過會發展,「她比我大十多年,當時大家都單身,沒想過做情侶,會約食飯。因為從來沒有想過要發展,說話反而毫無保留,這樣反而更坦誠。」不久二人之間產生化學作用,情愫漸生。
「我中學也是讀商科,她看來就像塊鏡。大家的成長背景也是基層,她讀德望,我讀喇沙,都算是名校,背景相似,很多事雙方都會瞭解。」歐文:「做訪問通常雙方會保留距離,但我聽到她說一些故事時,也會有點觸動,想拍拍她肩說:會沒事的!本來我唔想鍾意佢,因為客觀因素上,別人世俗的目光裡我倆未必合適,我一想起就覺得好大鑊!但鍾意一個人是自己的事啊。」他開始胡思亂想,當年他還在銀河映像做編劇,會想到剛離婚再跟她一起,杜生(杜琪峰)、乃海,家人朋友會怎樣想,「其實,以前我會介懷別人怎看自己。第一段婚姻,就是覺得好符合別人期望,大家都覺得我倆好合襯,但原來我一早覺得有問題。」後來有朋友知道他離婚,馬上說:你一早就不應該結那次婚啦!
在銀河映像當編劇時,歐文有份寫過《單身男女》,戲中兩個主角為了追女主角(高圓圓),不斷鬥送禮物,甚至為她建大廈,「從前我前妻有少少缺點,我也會放大,到後來才發覺是自己不夠愛她。原來不是這樣,例如外貌、身形,甚至她結過婚有小朋友,這些都不重要!它們都只是外在。到最後你跟她相處、生活,你愛一個人是沒法揀的,我不知道這是生物學上分泌或什麼原因。一個女人叫你行東,明明你不想行,但又好像中邪一樣,最後還是去了。過程也許是辛苦,但你見到她就開心,不想再要任何東西了。」
這段情一度成為苦戀,「我最初也想過會粉身碎骨!或許她不會喜歡我。有陣子她好像將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世俗一點說就是做兵咁,做兵就做兵吧。」他說:「Charles Dicken寫最偉大的愛情犧牲,是男人為一個女孩愛的男人,上斷頭台替他去死,其實就是這樣。愛情其實相當不理性!小時候讀烽火戲諸侯覺得好戇居,但認識了我太太我才明白,甚麼是愛。」
破碎、憤怒
從前的憤怒,也許是源於歐文一直渴望家庭生活,但求不得,「以前我唔理人,我要你看到我的憤怒,看到我的不快樂。」
出生的破碎家庭,家庭不睦,「我從來沒有見過媽媽,她很早就離家了。我爸也不大理我,我是由嫲嫲湊大的。嫲嫲常說:『如果你不理好自己是沒有人會照顧你的。如果你考試沒高分,我也不會理你。』我被嚇大,我要讀好書,我要生存到,以往都是談生存。」他的童年回憶畫面,往往是隨嫲嫲由一個姑姐家,搬到跟另一個去住,「因為她們母女常吵架。我要適應不同的環境。」
當夜間的士司機的父親爛賭好滾,母親的離開容易理解。小四開始,父親跟他同住過幾年。後來父親再婚又再離婚,又返回每天賭錢、去滾的生活狀態,「到中六那一天,我老竇假結婚,帶了一個18歲的泰國女孩回家,你想想都知道女孩是來做什麼工作的了。他自己爭人周身債,從不回家睡,到被人淋紅油追債才回來。當時家裡關係好微妙,阿嫲會幫他,但我好鄙視這個人。」聽歐文談童年生活,光怪陸離,聽來像報章新聞,但他習以為常,常把它們當笑話講:「有天我跟朋友說她的自殺短片,把自殺拍錯了。割脈血不會只流在地下。當年我後母自殺,血都噴到天花板上,我知道,因為是我抹乾淨的。到了我中一,她被人打劫,一身是血,因為有前例,我還擔了張櫈仔,不准她入屋,因為怕要再抹屋。」現在他知道這些經歷將自己的個性不斷扭曲,「最慘是年少時我不會表達,也沒有情緒認知。太太說我有情緒Delay,發生什麼事都會過幾天才有反應。這可能是出於自我保護機制,但因為這樣,一我承受了好多(傷害),二,別人也以為你好冷漠。」
長期寄人籬下,歐文中三開始打工,他本讀喇沙商科,一心想當會計師,藉此脫貧,英文名Jevons來自經濟學家William Stanley Jevons。努力讀書,在原校升讀中六,「我咁辛苦,為了我的人生,盡我自己的責任。但另一邊廂,你不停衝擊我。我好嬲,常跟他開拖。」中七那年,他已搬出來獨居。嫲嫲告訴他父親不在了,不如回家住吧。沒想到回家不久,父親突然回來,告訴他自己添了丁,歐文突然多了個細少自己二十年的弟弟。父親跟他要錢,「結果我跟他打了一場架,我被打甩了一隻牙。從此我不再回去。」也是中六那年,他接觸電影及拍攝,這成了他的情緒出口,及後他幾乎放棄高考,卻因此走了另一條路,考進了演藝學院。
電影練功房
畢業那年,嫲嫲去世。嫲嫲是他生命中最親近的人,她的離去,令歐文頓感混沌,「那時剛好是2004年,沙士之後。當時我好希望見番我爸,每到親人的喪禮就會見到他。也許因為是中國人總想修復關係,但嘗試過,還是不行,到了07年他跟我前妻有衝突,之後十年我們都不相往來。
悲劇加強他的憤怒,憤怒又再在他身上蔓延,「我憤怒人點解要受苦。憤怒我來自這麼一個家庭,為何駕馭不到我的不理性。然後會怨天、怨制度。憤怒是由無論你做得幾好,做到最大努力,你都擺脫不到原生家庭,這是好香港人的局面。我老竇好鍾意講:無論點,我都係你老竇!因為他是我爸,我要承擔他解決不到的問題。」有朋友帶過他返教會,結果他像詰問上帝,去問牧師,「為何上帝要製造貧窮的人?為何會有埃塞俄比亞的苦難?為何有的人一出生就死?問題好多。牧師沒能給我答案,我還記得,答到一半他睡著了,很好笑。」
遇上電影,他一直以為這是他了解人生的途徑。讀演藝時參加了鮮浪潮短片賽,贏了冠軍,名正言順進了電影圈,在銀河映像跟杜琪峰、韋家輝工作及學習,他笑:「其實當年鮮浪潮才第二屆,我們那裡認識它?我只是貪它有四萬元拍片Budget!這是因緣際會,剛好遇着杜生想栽培新人。」
銀河映像是他的練功房。歐文難忘有一段日子要研究電影結構,每天都看二十齣戲,「我要了解每齣戲寫什麼,每天看廿齣,漸漸就知道DVD機飛4倍速,就可以又看到劇情又看到字幕。有一刻,我再坐下來看電影時,會覺得整齣戲好慢,我找不到它的節奏。」他感到工作將他扭曲,但同時又因為這樣學會了工業的方法,「例如看一千齣愛情戲,你會發現原來大家都用同一個方法去講故事。」
在銀河映像工作,你得將生命燃燒,完全奉獻給創作,「每次約朋友食完飯都是回去寫稿。我記得當年寫劇本,到結婚前那天我還在寫,結完婚第二天再返工。韋生他們說以前更誇張,新娘上頭時候,他們還在飛紙仔。」這樣工作多年後他終於離開了,他說:「無論進去或離開,都不是我揀的。邊有得我揀?」創作的捱更抵夜,他受得了。但其實他曾一度萌生退意,理由很實際,「當時我跟前妻租樓住,常常遇着加租,編劇薪水好低。有一次,我跟公司說我想加幾百蚊人工,平時我每月都打和,或是蝕住錢做,但公司說不行,我就只有這麼多。於是我想:是否要辭工呢,因為我生存不到啊。」但生命很奇怪,第二天他一返工,就啟動了《樹大招風》Project。他一直想當導演,這機會將他留下來。
《樹大》創作期長達五年,拍完他就離開。現在的他自組四人的小公司,接些不大的案子,等於離進開了香港的電影工業,「我參與過《單身男女》票房這麼大的作品,我收入生活有沒有比較好?甚至我連交租都有困難。做商業電影本來應該有足夠的回報,令大家維持到。但若不能,它還是不是工業?本土電影一年產量只有幾十套,可能一齣韓國電影的Budget已是全年港產片的總和,成行的人怎樣生存?我好懷疑為什麼還要跟電影工業的套路,它還是否有效?」
不拍本土,合拍又如何?「做合拍片,編劇又看不到自己的價值,要接地氣你又接不到,對內地觀眾要甚麼,你又不了解。」做編劇寫合拍片,更難的是要通過內地審查制度,「最初我們都覺得能送審就是挑戰,考驗到自己,送唔到審咪係你解決唔到問題囉!如果有能力,甚至可以玩番佢嘛,像奇斯洛夫斯基。但到了一個位會想,你搞咁多是否又值得?是否又無路行?年少時咪做囉,因為前輩也在做,但你試過就心息。」
他一直想當導演,想主導創作。編劇是電影工業的底層工作,存在感不強,更要命的是他漸漸發現未必認同工業電影的價值,「你會問自己,想透過電影做甚麼?作為作者(編劇之一),我不相信那價值觀。等於你做報館,你知讀者想看甚麼,是否你就寫這些給他們?對我來說不可以亂來,工業對我來說,就像《蘋果日報》一樣。我現在像是開個立場新聞,去找尋自己的觀眾。」
電影的價值
有人北上搞合拍片,他選擇了獨立,「你覺得現在拍電影能賺錢嗎?要純粹搵錢就唔好搞電影了,做任何行業都可以搵到好多錢。」他嘗試反向操作,不求拍大片,反而將所有營運縮到最小,「有的電影工作者要養公司,要維持好多開支。我不要養那麼多人,那你就有更多自由、時間,會遇到合適的機緣。」他的機緣,是遇上了社聯委約,拍《非同凡響》。
《非同凡響》由真人真事改編,講述特殊學校的老師及普通中學學生舉辦的一場音樂劇,「之前我替社聯拍過兩齣短片,反應好,後來他們想拍長片,找我在電影中談教育議題。他們帶我看過不同學校,當時校長給我過一隻音樂劇DVD,我覺得故事可以講到我想講的話。」《非》片試映反應不俗,余香凝演被教育制度壓制的女學生Zoey,令人印象深刻,「當初做資料搜集,我們約了四個Band 1女生見面,有三個都好好傾,但有一個一直黑口黑面。我好好奇,想知道她為何這樣?傾談之下,知道她喜歡畫畫,但她說:『老師教我畫畫,一定表達到透視、表達到技巧好好,就會高分。不過講咁多有乜用?我美術老師都話我知,畫畫搵唔到食。第日你唔使供樓,唔使畀錢屋企呀?』她對於搵錢已經有概念。她樣子並不和善,但她的同學都習以為常,說她憤世疾俗。」歐文在Zoey身上看到了自己,「她有什麼不滿呢?她覺得講唔到畀人聽。她好緊張時間,常提我『夠鐘喇,要去補習。』她會計算一個鐘頭可以溫到幾多頁書。」
歐文書桌上放有一張2015年的戲票,票退了色,但沒撕過,細心一看,正是《十年》。「當初做完《十年》我買埋十張八張飛,想請朋友睇,但有朋友都唔知你搞乜!『我都係唔得閒呀。』導演自己買埋飛喎。但過了一個月,那朋友買唔到戲飛,返來問我。我開始想,一個作品(例如《十年》)如果沒有拿過金獎像,沒有人喜歡,它是否就沒有價值呢?
《非同凡響》的故事骨幹寫在一間特殊學校裡,老師、學生跟普通中學幾個女學生,一起做一齣舞台劇的故事。創作時歐文一直思考,到底什麼作品是有價值的。「它不像《五個小孩的校長》,校長只取四千月薪,放棄份工,他們(特殊學校)只是普通人──雖然我覺得他們並不普通。每天工作,周而復始,究竟有無希望,我唔知!但這樣是否在散發一些力量呢。」這幾年他對電影的想法改變了不少,從前寫過商業合拍片,今天做《非同凡響》,甚至不再關心票房(因為票房將變成捐款),「所謂『非同凡響』是只要你做這件事,那價值在那一刻已經出現了,他們不是比賽,也沒有獎座。
其實歐文兩齣參與的得獎電影:《十年》跟《樹大招風》都無法在中國大陸上映,前者曾掀起很多風波,網民及傳媒總愛形容他被《十年》害慘了。他說:「有時未必關《十年》時,只要我做訪問唔講嘢,作品不再談社會的事,那就無事,但我唔得嘛。作品怎能跟社會脫離關係呢!當社會這樣敏感,上綱上線,我拍一場落雨戲都會有人問:會不會有人會擔遮?但你見我談了這麼多,我還依舊生存得好好,依舊做到自己想做的創作。我不想簡單說是否有影響,因為不是我一個人受的,是整個社會都Suffer。」他當然有受影響,隔了幾星期再找他,他會告訴你:「我昨天去做義工。事後對方問我:你介不介意我們不出你名字?你都知㗎喇。那一刻你覺得我有沒有傷痛?我是理解的。但我會換轉想,對方都幾慘,沒有自由意志,我也看到他的恐懼。」
他笑說遇着這種事,以前一定罵人。這幾年婚後愉快,仙人掌漸漸把刺收了起來。「仙人掌是遇着乾旱天就好,雨天就不好。」他自嘲:「我跟郭臻說自己有點擔心,現在的我沒有了以前的火,但我又不能迫自己,這樣太不誠實了。」說時帶着笑意,咀角含春。當中沒看到擔心,卻只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