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章詒和 最後小說 告別文學

來港宣傳新書《伸出蘭花指》，76歲的章詒和說，她正準備「告別文學，告別讀者。」經此一說，薄薄一本的《伸出蘭花指》份量變得好重，「這小說我寫得很苦，我跟白先勇說我自卑感都寫出來了，覺得自己都不行了。」嘆一口氣，她說：「終於還是寫完了。」半生研究戲曲、伶人，新書雖然是小說，卻綜合了多個她半生認識的戲曲故事，「我太佩服他們了。」書難寫，也因為書中涉及太多個私密，主角綜合了幾個人物，「我一直保持跟男旦的交往，直到他們死去。」一直到男旦都死了，她才敢寫。

TEXT BY 何兆彬
PHOTOGRAPHY BY COLIN LAM

太佩服伶人了

「這是我最後一部小說。」章詒和：「我跟別人不一樣，我總不能總是寫，精力無窮，好像是到最後一口氣，最後一個字才結束。我覺得應該告一段落，我要做一點別的東西，但還是和文史類相通的，但創作類的我就不是太想。」

章詒和有幾個身份，她的讀者，都會熟知。一是她的政治身份，她是民盟章伯鈞之女，也因此才有名作《最後的貴族》；二是她是作家，三是她一直愛好戲曲，是著名的戲曲研究者。為什麼要將伶人寫成小說？「我覺得，藉小說，可以看出很多問題。寫這本書的動力是我對藝人太佩服了。他們太不幸，太有本事了。」談到這裡，她先說了個故事。

「大清末年，英國有一個藝術團來華視察中國戲曲，他們團裡有一個歌唱家、戲曲家、有導演。當時慈禧下了一個旨，要譚鑫培參加會見。譚是大清朝最有名的伶人，當時譚鑫培當著英國客人， 唱了一段《烏盆記》。唱完之後，英國客人說：『這好像是一個幽靈，在哭泣及哀歎！』譚鑫培很吃驚，因為他沒有介紹劇情。英國客人從來沒有看過京劇，但竟然看到幽靈在哭泣及哀歎！他說你領悟得對，我唱的就是幽靈被害的過程。這就是中國藝人的本事，藝人自己在創作，藝人給自己做考驗。」

章詒和滿腹都是戲曲界的傳奇，她再說了一個故事：「他們的人品也令我敬佩。楊小樓當年身材魁悟，相貌堂堂。他扮的武生形像傾倒許多人，更是女人追逐的對象。

「當時女人不能進戲院的。有一個女人，為了看他，女扮男裝，娓娓坐在戲棚前排。因為當時女人看戲，只有在私人宅院裡看唐戲。她來的時間久了，後台有所察覺。楊小樓也知道了，他有時候會往她瞥一眼，知道這女人是來看他的。
「這就傳到譚鑫培的耳朵裡了。當時，楊小樓是搭在譚鑫培的戲班了。譚鑫培覺得，萬一有甚麼事，就活活斷送了這年輕演員的前程了。有一天，他提前到來，在後台轉一轉，就到了楊小樓的身邊，他說下了戲我們去吃東西。楊心裡清楚，一定是有話說。散了戲，當年沒有汽車，他們坐着騾車──當年能用騾車拉車，已經不簡單，已經挺派的。譚鑫培坐車上，楊不能跟老師父坐同一板凳，他扶着車靠着坐。坐穩以後譚說：你《鐵籠山》裡，身段怎麼樣，他說你身段有了，但不扎實。

「你能跟我說一下嗎？」

「行呀， 我能跟你說一下呀。所以楊小樓的鐵籠山是從騾車開始的。」

「完了，譚就說我們做這一行，藝術跟身體最要緊。還有，名譽最要緊！外頭有甚麼誘惑，你都不能上勾。萬一出了事，後悔就來不及，我是過來人。水深水淺，我比你清楚。你可是大有前程。對話到此為止。楊小樓立刻知道譚說的是甚麼，就是指前排面如冠玉、含情脈脈的那個女人。他當年已拜了譚做乾爹，非常佩服他拐彎末角的擊中要害。他知道藝人甚麼要緊，從此以後，她再來看戲，他看也不看她。」她說，楊小樓一生的配角都沒換過，全因垂念故舊之情。後來梅蘭芳接受朋友採訪，被問到跟那麼多伶人合作，最佩服是誰。梅想也不想，說是楊小樓。

男旦表演技巧最好
書中只寫男旦──今天戲曲有男旦女旦，但從前不一樣，「我跟你講，表演技巧最高的，就是男旦。戲曲表演技巧最高的，老生是一個，旦行是一個，首推男旦。男旦禁了以後，才是現在女孩子演。」

談到潛規則，書中最火爆的，是寫到傳統戲曲?由男傳男，而男徒弟，都同時由被師父侵犯，變成同時是師父的情人，她說：「同性戀是一個戲班規則。」章詒和多少會將傳統戲曲，戲曲的傳統浪漫化，她說：「其實他們?很美好。他們的毛病是環境跟時代帶來的，譬如抽大煙。從前抽大煙不是事兒，到49年後才是事兒，像西方對大麻一樣！洛杉磯現在不是大麻合法化，那麼演藝界就減去很多案子。大麻是不是毒品？我不下結論。因為只要兩口，他嗓子就來了， 精神就來了，那你怎麼解釋？」她說大麻是中共重點打擊對象，不大好說。

待男旦全部離世才開始寫，角色及關係寫得如此細膩動人，她坦承幾個角色都有參考到真實人物，「有參考，但我不敢講，絕對不敢講！看書就有了。我寫的劇團沒有地區，沒說在上海、北京、四川，沒說是京劇、崑曲、川劇，因為什麼？害怕。」2009年，她寫了一篇《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直指聶紺弩是被黃苗子等好友告密，才被送進監獄，後來跟黃的子女打官司，「後來我敗訴。但問題不在敗訴，問題在它可以扭折你多少年？然後形成你一個負擔，所以一動筆就不敢，惹不起！他老纏住你。所以寫這個，由地區到劇、到演員，我所有都幕後處理。你覺得是崑曲就崑曲，是京戲就京戲，但確實是有這種事，而且不可明言。」

招安與羞辱
研究戲曲，從父輩開始就跟伶人是相熟朋友。《伸出蘭花指》有真實的歷史背景，它由寫主角從小迷上戲曲，離家出走，跟戲班生活學藝，以至成名，賺了點錢，購地屯田，到49年後中共建國後卻被打成地主。另一方面，書內仔細描繪伶人生活，及戲班的潛規則，「我幾十年?研究戲曲，我跟伶人的幾十年的情誼。不是說現在年輕的，而是父親一輩，像梅蘭芳、馬娘娘他們的交往。」書中伶人，念念不忘要寫這些男旦，何解？「幹嘛寫男的？因為我一直保持跟男旦的交往，直到他們死去，這份情誼特別寶貴。因為有他們的絕技，他們的秘密，我覺得要用故事寫，作為我用長期戲曲的研究做個歸結。」

「寫藝人，是因為佩服他，長期交往，不服不行。老了， 跟戲班告別了，男旦基本上?死了，我也要告別，跟藝人告別。這是我要寫的理由。」她說，寫這書一是因為佩服他們，二是因為想透過故事，寫戲曲的興衰，「我書裡寫的是民國到文革。文革以後，藝術?了莫大的變化，市場經濟極大左右了文化市場，戲曲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戲目、戲團、從業者一起跌到了低谷。

看着畢生最喜歡的藝術形式凋謝，她深感不忿，「戲曲永遠是大眾審美活動，希望大家牢記這一點。它無形中緩衝了民間娛樂活動，跟官方意識形態的衝突。換句話說，中國戲曲傳統思想，已經構成對國家的意識形態重大防礙。」《伸出蘭花指》選擇了在香港出版，自然也是因為書中記載了戲曲受中共政策左右、審查的一段段歷史，「中共的宣傳及行政部門，漸漸把對戲曲的查禁制度，轉換為鼓勵創新──鼓勵那種創造附合主流意識形態的作品，以戲曲做表現。這種做法分兩手，一是評講、二是審查，評講是政府設立了獎勵主旋律的作品，實際上，已經是對創作者的干預。

「遺憾的有些人不為此而清醒！文藝團體，熱衷於獎項的很多，?括作家在內，為此而喪失清醒。除了評獎，還特別想當評委、開研討會，喪失精神方向。為什麼？研討會要請官員！官員越高級越好， 名人名氣越大越好，開研討會都拿（錢）。 很悲哀！所以我覺得這種獎勵制度，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招安與羞辱！但一些很知名的人， 對此很熱衷，沒有辦法。」70多歲，談到文人風骨，她還是心中有氣。

政府替我們選節目
「鍾敬文先生講過，文化分三層。上層文化、社會低層文化，皆乎兩者之間是市民文化。你是那層就是那層，不同層次的文化，有交流有匯合。但不同層次的文化一定有差異，區別，地方戲曲顯然是屬於民間文化。它必須滿足下層文化的利益，它和精英文化有不同的價值觀及審美觀。」她記得在五十年代看過一個河南戲，內容完全是根據普通人生活經驗及理解想像的，「結果後來都被刪了，（當局）覺得太世俗、低級了，都不能要！49年以來，我們基本上都調動行政力量，依據長官意志下，在民間藝術範疇，強行推成上層文化的標準。想要努力提高它，要搞精品，現在一提到精品，我就特別恐怖！」

要由政權提高戲曲標準，搞「戲改」，變成了拔苗助長，結果民間文化都凋零了，「普通大眾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及滿足，它就會失去土壤，現在誰會去看戲？反正我就不看。」她說現在戲曲在製作上的進步，其實是捉錯用神，「戲曲用大白光（照明），現在追光、射光，弄了半天，跟戲曲是兩回事。戲曲為什麼用大白光，是因為我就讓你看梅蘭芳的臉！不是用燈光來製造氛圍。現在都講氛圍好，氛圍跟表演有什麼關係？臉上都沒戲，都站着傻唱！」

「民間藝術已失去社會的觀點，失去社會低層的情感連絡，這是最可怕的。大陸的民間藝術變成弱勢話語，任何強勢話語都可以欺負它。」

「就在這個環境，有知識分子想盡辦法要進入精英圈子，想進入上朝，進入主流文化的範疇。我曾經看過一個戲，是兩個男旦在調情，那就是黃色啊！就憑兩個人的想像力、創造力，憑一個胸一個膀一個媚眼，嘆為觀止！你們看過嗎？我也是看單位的錄像，當時一看，所有人都掉淚！」她忍不住批評，49年後六十多年，中國的文學藝術，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的掌控，「有人說那是中共最後一道防線。不說藝術，就說文學，49年以來的『大家』有誰？我斗膽講了，就聶紺武、汪曾祺兩個，沒有了。悲哀不？」

「中國政府特別好，除了替我們投票，還替我們選節目，甚麼書能出版啦……」她苦笑。

寫父親一輩
告別文學，但還沒有告別寫作，章詒和還是會繼續寫。

她是章伯鈞二女兒，父親是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曾在反右運動被打成大右派，而章詒和自己，也在1970年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罪犯並判有期徒刑20年，2004年出版《往事並不如煙》，她把反右運動中的人和事書寫成回憶錄，但很快就在國內被禁，書易名為《最後的貴族》後在港、台出版，普遍被認為是中共建國以來大陸文壇最好的作品之一。她說，告別文學後，今後頂多寫像《最後的貴族》之類的文章，「寫我父親一輩。根據材料，整理出東西來，無論是章伯鈞也好，1957年也好，還是寫儲安平──特別是他的衣冠塚，我在他的墓前有一個講話，完全是根據楚先生的史料。」儲安平在文革被批鬥，下落下明，屍骨無存，只能以衣冠塚形式安葬，「但對我來說基本上它不是文學。我的材料，可能是別人沒有的，不是我多麼棒，我並不棒，主要是我寫的是被忽略的一塊。」

「在大陸，一個是寫共產黨、將軍、元帥。寫中共的人特別多，包括毛澤東，還有一個是寫國民黨：蔣介石、蔣經國，但最被忽略的是第三勢力，資料很少。我的爸爸恰恰是屬於民盟，和無黨無派的就是被忽略的，我的家庭環境就是這些。我被一些人關注，就是因為我涉獵了在這領域。」

她總謙稱自己不是深刻的人，只是在說故事。這把年紀，她相信「每個人致力於自己的專業。文明的提高，就在這兒！只有走專業的路，才有救！」她牢記父親的教誨：「父親說，在中國絕對不能搞政治。我覺得，不要老想做官，不要在政壇搞點什麼，我很反感這個。西方沒有幾個人會瞧得?搞政治的人，但中國不一樣。

「但大陸人，現在從政的人很多，考公務員的人很多，我覺得特別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