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前香港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 退休5年繼續為所愛而忙

前香港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2014年退休後，依然忙碌，教書、策展、擔任評審等，也有撰寫香港水墨評論。「香港藝術仍被邊緣化，不是很多人研究，也沒有一本專門的香港水墨史，現在想多做這方面的工作。」

籌備警察博物館、與Louis Vuitton合作展覽、向故宮借《清明上河圖》來港，這些年來，他完成不少挑戰。做藝術行政工作，除了對藝術敏感，也要兼顧開支控制、人際關係、政治協商等，他自問性格隨性，未必完全貼合這工作，卻可幫助自己保持開放自由態度，處理各種問題，「規條是要守的，如何守，如何處理，仍有彈性空間。」

香港藝術雖然歷史不太長，卻呈現多元紛陳的面貌，從1970年代加入香港藝術館，鄧海超是其中的見證者。「香港很有趣，政府不會特別支持藝術，但也不會限制。」

當年香港藝術館是很難得有政府支持的藝術機構，要應對許多外在的期盼，「買入這個藝術家的作品，不買其他，如何解釋？展覽應該如何做才符合其使命？也不能全部放香港藝術家的作品，要引進國際藝術，有不同視野。古代當代古董都要擺，如何平衡展覽策略也是大挑戰。」

畢業入「無前途」行業

鄧海超1970年考進香港大學，當時仍未有專研藝術史的藝術系，他主修歷史，誤打誤撞選上中國藝術史，沉迷其中。任教的是莊申教授，其父莊嚴正是台灣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在政權易手時協助將大量北京故宮的文物搬到台灣，作為其子，莊申也學養深厚，在他帶領下，鄧海超研究過很多香港大學美術館收藏的珍品，建立濃厚興趣。做藝術工作當年普遍被認為「無前途」，他仍決定在畢業後投考香港藝術館。「這行比較窄，讀的人也不多，投考的都是藝術史同班同學（笑），競爭不大。」

加入不久，他被調去協助成立警察博物館，「研究藝術，卻要去梳理警隊歷史，又要跟各個警司溝通，挑戰很大。」後來他在館內任職多年，2006年升上總館長之位，說到最敏感的展覽，要數2009年跟LV合作策劃當代藝術展，當時法國藝術家用巨型海報將藝術館整個包住，上面布滿LV暗花圖案，連藝術館的名字也被遮蓋，招來外界猛烈抨擊，指不應該用官方資源幫助商業推廣，更被投訴藝術館「被LV包起」，大量藝術家聯署抗議，最後他們決定拆除外牆裝飾。

說起這段往事，他很冷靜地分析當中的矛盾和衝突。「有不少藝術家和市民來抗議，但我們其實已做好協調研究，有所準備。雖然跟品牌合作很敏感，但他們的確有一個好正的當代藝術收藏，如何避免商業和藝術的衝突，這的確很難掌握。」

早在策展之初，他們已經堅持底線，要求對方不能放任何品牌商品，要把重點放在當代藝術上。「外地也有很多與品牌合作的展覽，就算是商業品牌，但他們的設計能啟發其他範疇的藝術家，對文化發展也是有利的，不是完全負面。只是當中的平衡需要拿捏好。這方面也要清晰地向公眾交代。但爭議很難解決，怎樣做也會有不同的想法。」

「獅子開大口」借國寶

而另一個很具挑戰性的是2007年為慶祝香港回歸10周年，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辦「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當中包括珍貴的《清明上河圖》。「展品全是超級國寶，一般不會出國，如何可以游說他們借給我們？」他形容，當初撰寫清單時，也有點「獅子開大口」，先把想要的國寶報上去，不管他們如何審批，想不到也批出了不少。

「這些文物要借出，制度嚴謹，不單要故宮博物館批，也要國務院批，上面也經過很多專家辯論，才決定借出與否，畢竟這些國寶已有幾千年歷史，非常脆弱，不能移動太多次，移動一次死一次，而且要將恒溫恒濕條件做到最好。」

而更難處理的是，兩邊的制度有落差，「他們要求香港政府承擔整批文物的安全責任，這在香港很難做到，不但出事要賠償，也要政府最高層保證，香港能負上這個責任，在保險細節上也爭辯了很久，才有各方滿意的方案。」就連運輸用火車還是飛機也辯論了很久，「最後我們做了研究，發現火車失事率高於飛機，才確定用後者。」

展品吸引大量觀眾，超出藝術館負荷，他們實施人流管制，一個展廳只放一件作品，每人限看3分鐘，人龍長至尖沙咀外圍，等很久又看得那麼短時間，自然有人不高興。雖然這些文物已放在恒溫恒濕的櫃內，太多人讓室內氣溫升高，無法維持在21度的標準溫度，超越文物能承受的極限，又要時刻監察和調整。

更難的是，這些國寶規定不可連續展出超過一個月，因此決定分兩期展出，「展覽不能斷開，因此我們通宵工作，在一晚內將第一期展品換成第二期，脆弱的國寶如何在短時間內換展，也是很大挑戰。」雖然來港前，中國專家已做好保護措施，而香港也有修復專家監察，也要非常小心。

要令藏家信你「識嘢」

香港藝術館多年來外表也被詬病，曾被英國旅遊網站評為「十大全球最醜陋建築物」，又被本地觀眾譏諷為有「公廁式」外牆，退休前，他也負責香港藝術館的重修工程，聽過內外不同的期望後，最後決定改建而非重建。「畢竟香港主要的藝術館不多，作為唯一一座綜合藝術館，不能停展太久。而它興建不過20多年，拆掉很浪費。外形不好看，空間不夠用，就向上向旁邊增建，幫外牆換衣服，並加入一個香港藝術的恒設展廳。」

香港藝術館資源有限，要做展覽，很大程度要靠藏家和藝術家借出藝術品甚至捐助，而本地不少知名藏家有齊全收藏，特別是中國書畫及中國文物，「許多藏家藏龍伏虎，雖然不常曝光，但收的全是一級文物。」因此藝術館行政人員也要跟藏家保持良好關係。其中兩個重要的本地書畫收藏，最後也捐贈予他們作永久收藏，分別是劉作籌的「虛白齋」，以及何氏家族的「至樂樓」。他表示，這也是多任館長的努力，與對方有深厚交情，才能獲得信任，知道藏品交予他們後，可獲妥善保存和研究。

與藏家交往，要長期聯繫，才能讓對方相信你「識嘢」。他笑言，如何正確對待文物，除了看書，也要多請教藏家，多觀摩。在任時，他經常拜訪劉作籌，在這知名書畫鑑賞家面前，壓力不少，「如果你捲畫和揭頁手勢不對，都會很狼狽。」

後來劉作籌興趣轉向陶瓷收藏，也會邀請他一起鑑定值得買與否，「和藏家的關係可以很親密」。

而吳冠中將大量作品捐贈予香港藝術館，是因為他在中國得不到認可、備受壓迫時，時任館長決定邀請他參與展覽，讓他感覺如遇到伯樂，因此建立深厚情誼。「如果不是有這交情，窮一個藝術館很多個十年的努力，也不能儲夠買他一件作品的價錢。」

鄧海超也曾拜訪吳冠中北京的家，幫助其策劃生前最後一次展覽，印象深刻，「他其實很隨性，不是那麼嚴肅的人，就算畫作賣很貴，他住的地方仍很狹小，不是那種很鋪張的藝術家。」

而在藏家中，他最難忘與葉義醫生的交往，他是竹器收藏專家，本地罕有，鄧海超加入藝術館不久，就要策劃有關竹的展覽，跟葉醫生一起通宵摸竹器研究，討論介紹文字該如何寫，那段時光非常愉快，最後葉醫生也將204件藏品捐贈予藝術館。

除了藏家，他入職時的「老闆」、第二任香港藝術館館長譚志成，也教導他很多。「他非常投注在藝術中，學新水墨後更將相關作品帶進館中，成為我們核心收藏。」但他笑言，大家其實都很害怕譚志成，「下班時，他會拉你進辦公室談兩個小時，如今看來是獲益良多，他會說人生、說在工作位置應有的處事方法。這份工作需要很小心，因為你處理的是公帑，有很多期望。」

在這行多年，鄧海超坦言，要對藝術品有感情，不能只把它當成一份工，才能做得好。雖然很喜歡，但為避免利益衝突，收藏是可免則免，到退休後他也想買，「已經買不起了，哈哈！」這麼多年來，能夠親自將多個珍貴文物拿上手，他坦言已經很滿足。「真正拿上手，跟書本看很不同，感受到重量，瓷器上的顏色質感、結構，都要親身感觸，才能領略。」

鄧海超小檔案

資歷：前香港藝術館總館長

職銜：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客席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文化推廣委員會校外委員等

學歷：香港大學歷史系學士、澳洲悉尼大學博物館研究深造文憑

撰文 : 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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