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德國歷史學者談統一：不少東德人 至今仍適應不良

1989年是世界政治格局變天的年份，天安門學運與屠城，讓世界震驚，與此同時，在世界另一邊的東德，卻透過和平示威迫使政權倒台，最後柏林圍牆被拆，東西德統一，冷戰結束，讓德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感雀躍。

萊比錫大學德國歷史講師Andreas Kötzing博士生於東德，柏林圍牆倒下時他才10歲出頭，為此興奮不已，但德國統一並非皆大歡喜，上一輩為此憂心忡忡，經過艱難歲月才過渡到新生活，不少東德人至今仍適應不良，間接助長了近年極端右翼勢力。早前他來港參與電影活動，分享柏林圍牆倒下後德國的轉變。

這次Andreas Kötzing來港，是應藝術中心與歌德學院之邀，出席「乘風破浪──從電影看德國從冷戰至1989統一的和平革命」活動，他是德國戰後文化史的專家，專門研究柏林圍牆倒下後的電影。有此興趣，只因他成長在東德距離圍牆大約10公里的小城市，「從小我就知道，不能輕易到『西方』去，到邊境附近，也要很小心。」

他記得看到柏林圍牆倒下那刻，年輕人都很欣喜，「有很多希望，有好多新的機會，從此旅行不再受限制，可以自由選擇去哪裏居住。」然而上一輩的東德居民，卻總是愁眉苦臉，統一對他們來說，意味着從前所有一切都要推倒重來，經濟體制改變，他們要重新找工作，搬離自己的家，在陌生的統一世界尋找立足地。

Kötzing仍記得家裏在統一後那段歲月，過得頗艱難，失業是當時社區普遍的問題，「統一3年後，只有不到30%的東德人仍在舊的工作崗位上。」當時他媽媽已經接近50歲，需要重新學習另一些技能，適應資本主義市場的需求，「她以前是秘書，但統一後就失去了工作，後來再學習做老人看護。」

其後德國經濟大有增長，一直成為歐洲的經濟強國，家裏的生活質素也提高，但他說，東德人心裏一直為此覺得不舒服，尤其是他們的心聲往往被慶祝人民重獲自由的主旋律掩蓋。「他們在獨裁統治下努力爭取的一切人生成就，都要為統一而終結，而社會卻告訴你，應為自己所擁有的新機遇而感到幸運。但事實是，這些人只覺得一下子失去了家園。」

30年後開始反思問題

30年後的今天，人們開始反思德國統一後帶來的問題，這些適應不良的東德人故事才開始浮上水面。人們開始發現，不應該用二元的政治判斷來一刀切理解歷史，就算是因為統一而失望傷心、對西方自由世界有所懷疑，這些故事也是重要的，很值得講。「就算他們在東德生活時要應對獨裁政治和壓力，但始終是在裏面建立了自己的家，生活了很多年。」

不少東德人到現在仍無法適應新生活，也是為何德國右翼勢力復興後，得到不少東德基層市民支持。極端右翼政黨主張復辟一些充滿種族歧視的政策，有不少人贊同，尤其反映在東德的地方選舉結果。「我覺得是他們對自己的處境一直感到沮喪，加上整個東德的生命經驗都被貶低，才想回到那個極端的環境中。」

去年慶祝柏林圍牆倒下30周年，他形容德國民眾心情更矛盾。在這次電影放映中，就有一齣由年輕導演在去年拍攝的《初戀愛翻牆》，是少有從年輕人角度看統一歷史的電影，講述柏林圍牆倒下後的各種矛盾。電影背景設定在九十年代初，東西德兩地的人仍對彼此很有敵意，老一輩人因之前的政治鬥爭而互相憎恨，年輕一輩因貧富落差而互相歧視，東德人面臨失業和財富變成廢紙的打擊，在新經濟體制中也要苦苦掙扎。

東德作品見極權欺壓

柏林圍牆拆掉了，但圍牆仍在每個人心中，很難去理解和同情跟自己處境不同的人。在統一之初雖然矛盾嚴重，但Kötzing認為只是多年分隔後需要時間去理解彼此，「我們彼此沒有活過對方的人生，因此更難願意保持同理心。」在這艱難處境中，來自東西德、上一輩互相仇恨的年輕男女，卻衝破一切相愛。

「德國大多數與柏林圍牆有關的電影，都是以圍牆倒塌畫面作結，展示人們如何慶祝冷戰結束，如何為自己重新獲得自由、家人團聚而高興後，就馬上完結。當然這也是真相，卻沒有人願意把故事說得久一點，說這些人之後生活的轉變。」

因此這次活動所選的都是少有從另類角度切入的作品，有些是在東德時期拍攝，表達在極權統治下對自由的嚮往，例如1964年的《天堂分裂時》就是在柏林圍牆建成後不久所拍，講述Rita在圍牆築起前因為精神崩潰回到東德，由她的故事帶出極權對人們的禁聲與欺壓。

有電影則是在柏林圍牆倒下後不久創作，用批判角度展現東德歷史，如東德知名導演Frank Beyer在1995的《去教堂發夢》，講述1988年民眾到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參與星期一和平祈禱會，漸漸演變成和平集會，故事從一個參與集會的建築師和她任職國家安全局的兄弟的矛盾出發，講述柏林圍牆倒下前後家庭的巨變。

票房慘敗變再受重視

Kötzing特別想介紹東德導演Peter Kahane的作品，他在1989年開拍第一部電影《理想建築師》，最後在圍牆倒下後的1990年完成。電影講述一個年輕建築師如何在政治鬥爭中、在僵化官僚制度中掙扎，想改變社會，但當時世界已變天，東德人已經不需要再受這種苦，故事不合時，最後票房慘敗。「這套電影來得太遲」。

而這位來自東德的年輕導演因為背景，也因為無法適應自由市場的電影工業，統一後再難找到拍攝機會，只是偶爾在電視台拍攝劇集，鬱鬱不得志，至近年《理想建築師》因如實反映東德生活壓力，才被重新重視。Peter Kahane正是眾多無法適應新生活的東德人之一。「統一後大部分關於東德的電影，都是由西德的導演拍攝。東德導演在統一後繼續有發揮空間的，始終是少數。」

可喜的是，近年不少德國導演開始從更人性角度出發描寫東德不同階層的人物。「多年來東德電影都是以史太林主義者和逃離政治欺壓的人為主角，但這不是東德社會的全部。大部分東德人甚至從未有任何政治問題，只是過平凡生活，他們的故事也值得說。」

Kötzing表示，30年過去，他們這輩人已經難辨誰來自東西德。雖然上一輩曾經過艱難的適應期，但他表示，如果重來一次，他們也是寧願要和平統一，也不願意回到極權統治。「只是想其他人多了解這統一帶來的各種問題」。

Andreas Kötzing 小檔案

出生年份：1978

出生地點：東德

職銜：萊比錫大學德國歷史講師、德勒斯登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研究學院研究員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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