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飛：法國電影雜誌風雲

上月傳來消息，法國《電影筆記》雜誌再度易手後，新股東表示：刊物要「重新聚焦法國電影」，評論要更「友善」及「時髦」，引起編輯部15人不滿，認為影評缺乏批判，違反創辦《電影筆記》的初心，全體編輯憤而辭職。

自從電影在二十世紀初成為大眾娛樂後，便有電影雜誌報道影圈動態、明星消息及影評。但影評大多只是消費指南，很少從文化、藝術、哲學及政治角度討論電影。到1930年代，法國出版《電影評論》（La Revue du Cinema），英國在1932年出版《視與聽》（Sight & Sound)，才有比較嚴肅及學術的電影評論。

1951年4月，在《電影評論》長期發表鴻文的3名法國影評人，創辦《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ema，當年香港的影癡戲稱為「雞翼」），其一是港人熟悉的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皆因他的文章結集成書，翻譯成英文《電影是什麼》（What is Cinema？）而其餘兩名創辦人不為世人熟悉，往往誤會了《電影筆記》是巴贊創辦的。1954年，巴贊離開巴黎，《電影筆記》交由伊力盧馬（Éric Rohmer）擔任總編。另一名創辦人則轉投Positif。兩本雜誌都有不少文化人讀者，都同樣有影響力，只是本地影迷大多不懂法文，便不認識Positif。

走紅原因

《電影筆記》走紅，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美國人Eugene Archer在1958年往巴黎留學，認識了《電影筆記》諸子，介紹給他的老友沙里斯（Andrew Sarris）。沙里斯不單為《電影筆記》出版英文版，還大力鼓吹「作者論」（Auteur Theory）：電影是「藝術」，應像小說、戲劇、歌曲那樣，有個「作者」。電影的「作者」是導演，其作品必會表達他/她的世界觀、人生觀、藝術觀、價值觀等等。在「作者論」流行之前，導演只是劇組的一名工作人員，不受重視。如今，無論你是否贊成「作者論」，大多數影評都假定電影的「話事人」是導演，影片的優劣、得失，由導演負責。

有爭議的是：若電影是「藝術」而導演是「作者」，那他/她算不算是藝術家（artist）？杜魯福大讚希治閣，利維特（Jacques Rivette）大讚侯活鶴斯（Howard Hawks），將兩人捧為大師級藝術家。希治閣受落，侯活鶴斯卻聞之失笑，謙稱：「那班法國人比我更了解我的電影。我不是藝術家，我只是個娛樂大眾的人（entertainer）。」

《電影筆記》爆紅，另一個重要原因是：1956年之後，杜魯福、高達、利維特、查布洛等尚未到30歲的年輕人，紛紛評而優則導（高達主張電影是最佳的影評，即透過自己所拍的電影去批判電影），創出不少新電影技巧──如高達在《斷了氣》的跳接（jump cut）──形成一股電影新浪潮，挑戰荷里活，並且為美國式影廠制（studio system）敲響喪鐘。流風所及，英國、西德、日本乃至香港，紛紛掀起新浪潮。

推動改革

《電影筆記》和法國新浪潮，推動世界影壇的改革，居功至偉，毋庸置疑。可惜，不少香港電影人及影評人將之「神話化」，而漠視了其不足之處及缺點。《電影筆記》大大的提升了電影的地位，可見於1969年《紐約時報》一篇報道的標題：〈不要為了逃避去看電影，電影如今已是「高雅藝術」（High Art）〉。

有評論人曾經語帶嘲諷的說：《電影筆記》不單將電影捧為藝術，更加擺上神壇，成為宗教，而影評則是神學。

高達曾經這樣寫：「《廣島吾愛》（Hiroshima Mon Amour）可以形容為福克納（Faulkner）加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跟拍鏡頭（tracking shots）是個道德問題（a question of morality）」。如此評論，已經誇張至近乎語無倫次的地步。

另一方面，別忘記在1954至1962年間，阿爾及利亞正爭取獨立，與法國打了一場血腥、殘暴的城市戰爭。此戰之於法國，一如越戰之於美國，挑起了全國左翼的反政府浪潮，及與右翼的對立，後來還導致1968年意圖推翻戴高樂政府的學生運動。可是，在當年新浪潮的電影中，在那10年間的《電影筆記》中，幾乎完全沒有提及這場戰爭及其對法國社會和文化的震盪。若新浪潮諸子都是「藝術家」，他們的「藝術良心」去了哪裏？怎可以對這樣的家國大事視而不見呢？

撰文 : 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