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爾後》、回到柬埔寨

去年11月，法籍柬埔寨裔導演周戴維（Davy Chou）因應新作《回首爾後》（Return to Seoul）在亞洲電影節放映，來港宣傳。來到2月，電影也將正式公映。《回首爾後》故事改編自他朋友的經歷，後來寫着寫着，他才發現這個在法國成長，回到韓國尋找親母的故事，與自己的經歷何其相似。Davy是柬埔寨移民法國第二代，他在成長中找到電影，找到侯孝賢，回到父母離開的柬埔寨，這才找到自己的電影路要怎麼走。

TEXT & PHOTO BY何兆彬

改編朋友經歷
訪問當日亞洲電影節剛剛開幕，作為近三年該節第一個邀來的外國導演，他上機落機終於出關到埗店，負責的電影公司才終於鬆一口氣。這次Davy Chou由金邊直飛香港，法國出生的他，如今大部分時間都在金邊居住。「寫《回首爾後》的想法早於2011年，當年我第一次去韓國，帶了自己的首部長片《金影歲月》（Golden Slumbers）前去參加釜山國際電影節。這齣片也曾在香港電影節放映。」他說：「當時，我同樣在法國長大的韓國好友Laure一同到了釜山，她就在這一次，去了見自己的親生父親及家人。」他記得自己坐了在現場，看到從一歲起就被法國家庭收養，不會說韓文，一直認為自己被「遺棄」的Laure，第一次見到生父及嫲嫲的情形，「那一刻很神奇，因為我從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當時我想，也許有一天我會想拍一部這樣的電影，但沒有很確切，只是很初步的想法。」

2017年，當他再構思新題材時，這個故事重現心頭，「那一年我正尋找拍片機會，在法國談了一些事情，但我不喜歡，突然就想起了那件舊事， 想起那朋友，於是我起程去了見她，當時她人在倫敦，正在售賣軍火。」他開始着手構思，也問准了Laure，得她同意，可以拍攝，「我告訴她我想把她的故事改編成電影，問她意下如何，她說了Yes，就這樣開始了。」

充滿矛盾
片中雖然不是百份百的根據Laure生平拍攝，但有些保留得十分像真，例如電影開始，她只是個初次到首爾的少女，在小餐館不斷認識韓國年輕男女，性態度很開放。約見親生父母，父親見面時說出當年窮困沒法撫養她的情形，很是內疚，但無法撫平她憤怒的心。Freddie常有不安情緒，總覺得自己從小拋棄，首爾的母親一直不願見她，她的脾氣更無定向發作了。

到電影後段，Freddie竟然從事軍火買賣，這部分就跟足了藍本Laure，「很多元素都是真的，但中間又混雜了不同的元素，包括我自己的個人經驗。戲中好多細節都是她在韓國的經驗。」Davy說，也不是只要是真的就值得放進片裡，賣軍火這部分值得寫，有幾個原因，「一是由於這個角色一直做出驚人之舉，觀眾總是猜不透她下一次會作出甚麼決定，然後事隔兩年她又reinvent自己了，所以，後來她竟然轉了去賣導彈，我想觀眾一定不會猜到。我也喜歡片中她的那種矛盾，她這個人總是充滿了矛盾。剛說好了不要做這個，下一秒她就會做，明明說不要見生父，之後見了。說好了不要留在韓國，下一個鏡頭她已在韓國兩年了。」

因此在片初醉生夢死的她，到後來留在韓國工作，再過幾年，突然收心養性，戒酒戒肉，兼且學起瑜伽來，簡直矛盾到極，「一邊做瑜伽，一邊賣導彈，這是可以想像最殘酷的事情！因此我有了這想法。另外，我想描寫這人物，她總喜歡把自己放到危險地帶上，她生命的不穩定，加上她那些不穩的決定，都會把它變成這樣子。這個角色很神奇，在現實生活的本人也是如此神奇。」演Freddie的是韓國藝術家朴智敏，她自8歲到了法國，從來沒演過戲。戲中她演來十分出色，完全不像新人，但朴智敏本身是藝術家，很有主見，開拍前幾天就突然說劇本很多地方不對，要跟Davy坐一來修改，「因為求演出我的電影，而是我要求她來演出，她對角色的疑問，對角色提出很多挑戰，於是我們一起坐下來談，也將她一些自身經歷加進去。」

回到柬埔寨
《回首爾後》頗獲影評讚賞，一大原因，是Freddie這角色寫得有趣，而她的有趣，包括了那旁人難以理解的怒火，「我記得她與父親第一次見面後三年，因為語言不通，二人之間的溝通還是很困難，她內心有強烈的憤怒。相隔了一段日子，你仍然可以感到她的怒火，她曾對翻譯說，叫父親別再傳訊息給自己，他已不再是我父親了。再傳給我，以後我都不會見他。」當時翻譯聽了，也不知怎翻譯才好，「雖然我們沒有聽懂她翻了什麼話，但我肯定她沒有把原意完全翻出來。我把這些都放進去電影裡，讓人看到人性的複雜、暴力和這類故事的困難之處，」

2017年開始籌備這故事，Davy一直着迷於Laure/Freddie這角色，寫着寫着，他才發現他在寫的是自己，「我跟Laure很親，我想她也許知道，這故事跟我本身有聯繫，她的原生家庭在韓國，我在法國長大，父母是柬埔寨人，我在25歲才第一次回到柬埔寨，我第一次回到柬埔寨也是如此Carefree ，用天真的心情去看這國家，但這一去改變了我一生。」他記得，自己初次回到柬埔寨是去參加一個電影活動，「我心想完了就回法國，但好明顯事情沒有如預料一樣發生。今天我39歲了，已生活在柬埔寨。那個以為不會有任何影響的第一次旅程，已改變了我一生。」

他說自己與Laure相熟，對方大概早已知道自己要拍這部片的原因了。你們性格有相似之處嗎？「我想我們是頗不同的，她角色裡面的憤怒，與我的憤怒不大相同，不過也許這正是我對故事感到有趣的地方。這怒氣來自何方？怎樣把它放上大銀幕？過程中我學了很多。」

外公曾是著名監製
Davy在法國長大，他本來讀商科，後來愛上電影，也因為電影，才回到柬埔寨，也因為電影，才認識了Laure，拍出《回首爾後》，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呢？「那年我25歲，我想成為電影人，但只是拍過好幾部短片。那年我發現了柬埔寨在1975年之前國家正歷電影黃金年代，直至紅色高棉上台，電影業沒有了，一些電影人被殺，到了後來已沒有人知道當年的電影工作者了。」這段歷史，已是四十年前的事，而Davy的外公，原來正是當年最著名的電影監製之一Van Chann，但他對外公所知甚少，也找不到有人知道，即使在柬埔寨，這段歷史也漸漸被世人遺忘。

「我想做一些資料搜集，看是否能把它變成一齣紀錄片。我在法國長大，看新荷里活電影、王家衛、侯孝賢、法國新浪潮長大，但你在法國什麼也找不到。因此我的第一部長片，不只是調查我的父母，也是翻開我的家族的歷史。」

他的成長是孤獨的，身在法國，長一副亞洲人面孔，中學起愛上電影，身邊卻沒有同道中人，「因此就自己去看，在家附近的圖書館借片看，到了17歲，我去了參加一個電影Club，那裡有老師談電影分析。我拍了第一部短片，當我拍好了，我知道這是我想做的事，但我還沒有雄心到想成為導演。」雖然爺爺曾是著名監製，但他的父母工作與藝術無關，「因此在我家中說要拍電影、做藝術是不大可能的，後來我說想進電影學校，他們不同意，於是我說那我做別的事吧，這是個典型的亞裔家庭。」

大學裡，他報讀了商科，「我們是那種你先賺取自己的生活然後再想吧的家庭。當年我還不肯定自己會當導演，但其實我從來沒有想像過要做商科的。」他邊讀不情願的商科，邊拍短片，後來第一次到柬埔寨，遇上爺爺的故事，他做了資料搜集，也籌到了資金，電影拍好了，在法國上映，又得了一些獎項，因此有了拍第二部電影（劇情片）的機會，生命從此改變了，「一切都得感謝那第一部紀錄片，當初我們只是把故事寫好，再找資金。當你手上有好的故事，事情就會發生。」自那天起，他不斷在法國、柬埔寨兩邊走。

深受王家衛、侯孝賢影響
他喜歡侯孝賢、王家衛，大受他們影響，「年少時我居住在法國亞裔聚居區，父母不想我們感覺不同，常叫我多跟法國人做朋友。父母來到法國時很年輕，一個16，一個19，都失去了家庭，也不準備回國了。」他在這環境下成長，第一次看到銀幕上是亞裔面孔，是看到了《花樣年華》，「那年我17歲，終於看到了像自己的面孔。而且是中柬混血，至今我仍然有親戚在香港。他們在七十年代，很年輕時由柬埔寨逃到來香港。我在電影裡看到了香港，而《花樣年華》對我來說也是最偉大的電影之一。」自此他不斷看王家衛電影，又不斷看阿比查邦（Aphichatphong Wirasetthakun）作品，「在他的作品之中我看到了泰國文化，它與柬埔寨文化相似。之後我就在巴黎一個回顧展中發現了侯孝賢，法國導演Mia Hansen-Love、Oliver Assayas都深受侯的影響，後者還拍了一齣紀錄片《HHH Portait of Hou Hsiao-Hsien》。

回到柬埔寨後，他在當地開了一個電影工作室，又開了一個電影俱樂部，開始放映像王家衛、侯孝賢、洪常秀等電影，「因為之前他們都只看主流電影，其實目前也是啦。」再開了一家電影製作公司，自2014年開始夥拍柬埔寨年輕導演，拍了一些作品，「柬埔寨沒有電影學校，要拍長片仍然困難。目前我們要找技巧純熟的電影人，例如從外國來的電影人，路途還很漫長。」

《回首爾後》：上映日期：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