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腎科教父」講攝影與行醫 余宇康:要保持耐性

2017-04-25

有「腎科教父」之稱的余宇康教授,是本地首個腎科醫生,上世紀七十年代將洗腎技術引入香港,造福不少病人。他生於醫生世家,父親余朝光是廣華醫院前院長,兄弟是寶血醫院前院長余宇楷、胸肺專家余宇超和兒科權威余宇熙。除了醫學,他們一家也熱愛攝影,父親早年對攝影着迷,甚至在家中設黑房,這興趣感染了他與弟弟余宇熙,但只有他堅持下來,數十年沒改變。

過去多年,他見證醫療技術突飛猛進,自己也努力學習,與時並進。這些年來攝影器材日新月異,但他仍偏好菲林拍攝,喜歡慢慢等待的過程,以及意想不到的色彩和光影碰撞。雖然攝影跟行醫性質相距甚遠,但他表示當中有一點是共通:就是要保持耐性。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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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description 「腎科教父」余宇康教授除了是本地腎科醫學權威,也是一個攝影迷,熱愛風景拍攝。(陳縱宇攝)

余宇康在拔萃男書院讀書時已經接觸攝影,早在四十年代已經拜爸爸的朋友、知名攝影家龍彼得為師,跟他到香港各處拍風景。「我們常到沙田岸邊影日暮日出、影艇,那時候沙田有很多漁船,現在都沒有了。」

那時候用的還是黑白菲林,他用Royer Royflex雙鏡反光相機,「(底片)很大張的,拍完回來自己沖曬,自己放相。」

他在1952年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後,因為學業忙碌放下了這項興趣,畢業後工作2年,再到英國深造腎科,1966年回港在瑪麗醫院創辦首個腎科專科,起初太忙,沒空拍照。後來工作慢慢穩定,他在七十年代開始重拾興趣,結識攝影家錢萬里,對其中國風景攝影作品甚為佩服,主動拜師,時常跟他出遊外拍。

「他當時在大陸是通天的,許多地方邀請他去拍,他也專去那些山旮旯地方,全部都有當地人安排,出了很多部書。我便跟着他拍,一年上兩三次,學習拍彩色風景照如何取鏡,捕捉光影。」診所走廊掛的一幅迷濛煙雨杭州風景相,正是他當年的「偷師」之作。

Image description 雖然攝影比日常上班辛苦,但他卻表示這在心靈上是很享受的事。(受訪者圖片)

最佳「拍」檔影響大

拍了多年,錢萬里健康在七十年代末轉壞,無法再遠行。余宇康的同行者換上了同樣喜歡攝影的知名內科醫生黃貴權,「未去英國前,我們一起在瑪麗醫院受訓時已經認識。」黃貴權起初喜歡拍香港風景的黑白照,但後來因為太太患病暫停,期間潛心研究中國字畫和西洋畫,重拾相機時風格一變,把攝影當成繪畫,利用光影創作印象派風格或中國水墨風格的作品,這也影響了余宇康。

「從前攝影講究的是細節和清晰度,他卻用大光圈,只有一處是清晰,其他都模糊,效果就好像印象派畫作。還有用『波波鏡』,就是朦朧的光變成波波狀的鏡頭,再嘗試雙重曝光,菲林的顏色重疊變動,因此朦朧之中也有特別的色彩變化。」兩人經常結伴到外地拍攝,甚少留港攝影。「一回來香港就無時間」。

作為「腎科教父」,他自言當初也沒想過要走這條路,只是因為指導教授從倫敦回來,發現腎科開始成為新的專科,碰巧他也準備到倫敦進修,遂建議他專修。他開玩笑道:「教授說什麼就什麼啦,是吧?老闆叫你做你不做嗎?」他在指導教授安排下入讀英國倫敦大學,於1966年獲授哲學博士學位。「我剛開始學時還沒有洗腎,腎穿刺還是新科技,我就是學習這個,把組織取出來研究。腎科的書更只有一本,什麼期刊論文教科書也沒有。」

Image description 余宇康喜歡用攝影機來繪畫,其作品《冬雪》有水墨畫的意境。(受訪者圖片)

離港找透氣窗口

他回港後成為本地首個腎科醫生,創辦腎科專科,又與外科醫生首創外、內、腎科醫生一同巡房的安排,加強溝通,讓治療更全面。由於感到知識不足,他在1969年再到墨爾本進修,學習腎移植與洗腎,回港後將技術引入香港。多年來,腎科醫療技術發展迅速,在他辦公室內的書櫃放滿相關資料。「這一門科差不多七十年代才開始發展,進步很快。」

科技的發展完全改變醫生與病人的關係,資訊容易在網上獲得,病人來拜訪時已有一定知識,醫生要做的是詳細解釋各種醫療方案的利弊,與他們商量作何決定。「他們有很多問題,每一樣都要解釋清楚。從前很簡單,醫生說什麼病人就跟着做,現在則不然,許多新病人來看,常要看上半小時。」

退休前他在瑪麗醫院工作,同時又在港大做教學和研究,工作忙碌,病人時常致電找他,又要不停鑽研新醫療技術,攝影是他透氣的窗口。只要離開香港,他才感受到真正的安寧,可全心投放在攝影中,「攝影是很舒服的,讓人完全無煩惱,心情不一樣,每次拍完回來整個人如recharge過。」

操作攝影器材和醫療器材,哪個較難?他大嘆一聲:「醫療器材複雜多了!攝影其實沒有多少掣操作。」如今數碼相機日新月異,但他依然堅持用菲林拍攝,「我們的要求數碼做不來,例如雙重曝光下的效果,數碼顏色好、夠清晰,但我想拍到事物朦朦朧朧,它就做不到。」

他笑言,做醫生和攝影一樣,都需要有「耐性」。「例如病人的病況進展,很多時你急不來,要有耐性,慢慢看其反應。影相也一樣,要有耐性,有時架好三腳架準備在樹下拍花,卻發現光暗不佳,只能暫時不拍。光線整天在變,我們拍這些相,好天藍天、陽光猛烈大對比都不能拍,最好是陰天,下雨更佳,因為樹幹都變成漂亮的黑漆漆。」

現在醫療科技發達,醫生好像很多事情都可掌控,但他表示,無論行醫和攝影都要「看天做人」。因此攝影時,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等。有次他去法國的莫奈故居花園拍攝,好友沈祖堯碰巧也去開會,看到他的照片漂亮,要求同行,2人到達後,他打算拍日本橋,「但光影全不對,所以架起了三腳架慢慢拍。」沈繞湖一圈回來,發現他仍在同樣位置,驚訝地問:「為何你仍在這裏?」他哈哈大笑,最後等了半個小時,才拍出滿意的照片,放大送給沈,沈把照片掛在自己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辦公室,紀念這次「等待」。

Image description 喜歡矇矓感覺的余宇康認為,這樣的作品會有印象派效果,圖為他拍攝的《秋楓》。(受訪者圖片)

多數是普通醫生

行醫以外,余宇康從事醫學教育多年。他表示,做好醫生未必一定要聰明,但記性一定要好。「不用太聰明,普通就可以,最重要是把那麼多知識都記着。」他見過無數學生,縱然資質有別,最後都能成為醫生。「無論用什麼方法選學生,結果總是一樣,每一屆有5%很聰明,大部分很普通,但總有十個八個很蠢(笑),很聰明那些不用教,多數畢業後做教授,大部分是普通醫生,最蠢的通常要花很多年才能畢業。但無論資質如何,最重要是好記性。」

他指出,除了牢記病理、醫療技術、藥物等,也要關顧病人。「這一行變化很大,行醫最重要是有professionalism,最重要是與病人溝通,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他表示當年系主任達安輝教授(Professor Sir David Todd)請新醫生時第一句就是,「你來我們這裏工作,就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他慨嘆,「如今不少年輕醫生只顧着賺錢,時間夠了就走,置病人需要不顧。「醫生是為病人服務,是一種社會服務,如今的醫生甚至病人打電話問東西也要收錢,什麼也講錢。」

余宇康也擔任多項公職,例如中英談論香港前途問題時,本地醫學界曾憂慮英國皇家醫學院的資歷在回歸後不獲承認,達安輝教授決定在港成立醫學專科學院,余也幫手籌劃。他們在1987年成立香港內科醫學院,他擔任創院名譽秘書,負責本地醫學專科的培訓,後來又擔任副院長,最後成為院長,至2004年才退下來, 如今仍是高級顧問。

他又給好友梁智鴻拉進香港醫學會,無端加入了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我又不是肺科,進去幹嗎?他說不用管,這個委員會只是負責花錢。」於是他惡補相關知識,與其他委員議決,將舊有的一筆過補償計劃改成按月撥款,又成功勸政府立例禁止手挖沉箱工作,大大減少患者數目。

縱然已從不少職位退下來,他仍有看診,又擔任大學、醫院、醫學會等顧問,攝影時間仍屬奢侈。他笑着解釋:「生活無憂,錢又揾倒,也要回饋社會和醫學界。」

Image description 縱然已經從不少職位退下來,余宇康如今仍擔任醫院的名譽顧問醫生,指導一眾後來者。(謝至德攝)

余宇康小檔案

職銜: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名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名譽教授、律敦治醫院及瑪嘉烈醫院名譽顧問醫生

學歷: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及新加坡醫學院院士及香港大學名譽社會科學博士等

曾獲獎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銀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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