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將感動轉述 台灣國民作家吳念真

2018-06-07

吳念真被稱為台灣「國民作家」,半生創作,是史上第一個奪得三金(金馬、金曲、金鐘獎)的得主。由小說到電影編劇,他跟小野、楊德昌、侯孝賢一輩是「台灣新浪潮」代表人物,後來他創作廣告,又涉足舞台劇。對他來說,它們都是文字創作。寫作時從他不理什麼文學理論,只視自己為「轉述者」──把聽回來的感動的故事消化後轉述。他從不怕通俗,只求把感動傳下去。

在九份附近的礦區長大,他筆下的初戀、親情、父子母女等一切感人故事,也包括「吳念真」這筆名,都緣自這個村落。「雖然窮,但它太理想了。」今天這村落已變廢墟,但村落留下來的一個個故事,都由他一根筆桿,永存下來。

Image description 台灣國民作家吳念真

文、圖:何兆彬

烏托邦般的村落
礦村長大,16歲時離開,到台北打工/讀書,吳念真在台北工作、成長、成名,榮耀來自城市,但在他口中台北從來都「只是個工作的地方」。他說:「其實我講這個又會被大陸人罵一頓(笑),我祖先三百多年前就過去台灣了,我祖籍寫『漳浦』,是幾百年前就移民了,所以我對中國的感情不像張大春他們。來到香港、去上海、新加坡等都一樣,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地方,唯一是語言懂。」

他的故鄉──那個侯硐村,充滿飽飽的人情味,「人家問我你家鄉是怎樣?我說我家鄉哦,如果你發生喪事,你專心悲傷就好,所有的事有人會幫你搞定;如果你結婚辦喜事,你專心開心就好,其他全村會幫你搞定。」一個人、一個地方,遇事時才知道他有多好好壞,「前陣子報紙寫颱風,記者說『已經過了三天了,政府在哪裡?』我想媽的!為什麼都要政府,你自己不會嗎?我們村如果有颱風,誰的家會先修理?寡婦!家裡沒有男人的家,大家先幫她修好,慢慢才修自己的。」

這種不分你我的融洽關係,聽起來就像烏托邦,「對!所以因為我沒辦法在其他地方看到人跟人這樣子,我當然懷念這地方。也許,我小時候成長的地方很窮,但太理想了,全村都是一家人。小孩子做壞事,全部人都可以罵你。有一次,我下課跟同學在路邊玩芒草,尿急了就在路邊小便,結果剛好有個阿公經過,他責罵我怎麼可以在這裡小便,就打我了。幾個月後,他跟我爸爸談起這件事,爸爸聽到又把我打一頓。又過了幾乎有一年,我媽在洗衣服,打我的阿公的太太又跟我媽講起,結果我做一件壞事,被打三遍。」在這村子長大,他說學會了「對長輩的尊重,對自我行為的控制,也從來不要讓村裡丟臉。」

Image description 《這些人,那些事》(2010)

寫信讀報講故事
今天吳念真住新北市,鄰舍關係自然不比往日村莊親近,「城市不可能,但我們家(關係)還不錯。」往日成長那條村落,今天已變成廢墟,只能在他的著作中讀到了。近日吳念真回去參加了一個喪禮──當年村中雜貨店老闆過身,「他是村裡最有錢的傢伙,他的雜貨店是村落的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他居住的地方用水泥蓋的,今天還在。我老家已經消失了,連痕迹都找不到。」村落消失,但成長的記憶永不能磨滅。童年時在村裡聽來的人情故事,練成的說故事技能,伴他成長,記下一段段往事,也成了他賴以生存的事業。

「因為我小時候被派錢去做很多事。譬如我小學三四年級,就替人寫信。我很早就介入大人的世界,聽很多秘密。即使我年紀小,但知道如果是平常的信,她說在這邊寫;如果她說『到我家來』,那一定是秘密,譬如說抱怨媳婦。」被形容為「台灣最會說故事的人」,吳念真筆下說大部分故事都是聽回來的。聽故事是「轉述者」的修練場,重點是別聽知識分子講──因為他們的故事都是二手的,基層的故事才最真實感人,包含了各種奇奇怪怪的生活體驗,「我們礦村裡面都是因為發現金礦才來的,大家都是移民,我爸爸就從南部來。各種不同的地方,每個人有不同故事,所以每天在樹下,我最喜歡聽故事,聽228怎麼發生,聽他們怎樣當日本兵⋯⋯很多悲傷的故事,講起來很好笑。我聽完就去告訴同學,慢慢就學會了講故事。」

他童年的「說故事訓練課程」是全方位的。除了寫信,十來歲聽盡人間秘密,他還每天要替大家讀報,「因為報紙是從山下拿上來的,每天下午兩點才送到,礦工四點下班,不識字的人會拿報紙來問。爸爸就叫我念給別人聽。」報紙的書寫是白話,他念是台語,直讀沉悶無比,「剛開始不會念,就會被罵,所以要學會這一件事。我發現大人會先把新聞看完,再把故事轉換,所以我要注意他們生活上怎麼講。」將兇殺案講成偵探故事,講時注意聽眾反應,把沉悶處裁剪,精采處加油添醋。久經訓練,這跟多年後他替電影找投資者,要講故事給不同行業的老闆聽其實差不多。

「還有,我媽每天聽廣播劇,但如果村裡有事(譬如喪事),她們要去幫忙,就不能聽,她會叫我在家裡聽了,翌日早上再問我故事講什麼。」他忍不住笑:「到現在我也常常做這件事,當我看到一本好書,我就推薦給朋友看,他們馬上叫秘書去買。到下一次一見面就罵我:書那有那麼好看,是你講得比較好聽!」吳念真的藝術,他簡稱為「轉述」,「我告訴別人一個故事,大概是因為我蠻感動的。我講故事其實比我寫出來更多,我吃飯常常講!朋友聽到就叫我趕快寫,《這些年,那些事》也是因為這樣才寫出來的。」

Image description 吳念真的初戀故事,後來由他及朱天文寫成劇本,由侯 孝賢執導。《戀戀風塵》(1986)。

Image description 首次導演作品《多桑》(1994)

創作廣告 注意跟誰說話
吳念真從不把自己的技藝說得有多偉大崇高,反而好些令人難忘的作品的誕生,都是意外。著作《這些年,那些事》記童年村落往事,有寫跟父親的回憶,也有村中寡婦的故事。當中最感人的一篇,是寫到跟弟弟童年共同成長,到結局恨錯難返──吳弟因工作不順,長大後常跟哥哥借錢度日,最終欠下巨債,回到村落的山上自殺。如斯痛楚的回憶,筆錄成書,起因是他平日愛跟朋友說起往事,大家都叫他趕快寫下,後來終於被報章總編輯催促下,在專欄連載,再結集成書。吳愛說話,幽默風趣,一打開話閘子人總圍起來,總給人帶來歡樂,但這些故事背後其實是家裡一件件傷心事。

弟弟2001年自殺去世後,不久母親過世,妹妹因重度抑鬱症自殺,早年當礦工的父親久病未癒,也在病房中跳樓自盡。一件件無法忘懷的往事,他初則找朋友聊,後來多化成文字,以寫作自療。他執導的電影首作《多桑》(1994)就是在父親去世後,他忍不住不斷跟朋友談起父親的笑話逸事,以此釋懷,才被催促寫成劇本。故事寫好,他問侯孝賢要不要拍,侯冷冷答他「自己父親自己拍」,於是他首次當上了導演,其實他更愛寫作/編劇。

當初他開始寫作故事也相似,16歲時到台北打工,找工作需附費給職業介紹所,他被騙了300塊,因為嚥不下氣,把經歷寫成文章投到《聯合報》,得了稿費600塊錢,竟是他被騙金額的兩倍,還受編輯誇獎,自此他努力寫作。投稿是意外,寫小說也一樣,他第一篇小說,是因為要到金門當兵,初戀女友阿真花五個月薪水買了一千多個信封/郵票,讓他寫信給自己,但一千封信還沒寫完,阿真突然嫁人了,自此他開始寫小說以作渲洩。投稿時妹妹把他本名「吳文欽」塗掉,改成「念真」(這初戀經歷後來被改編成電影《戀戀風塵》),從此他憑此筆名成名。又因為寫劇本,有人問他要不要寫歌詞,以為兩者都一樣,結果他又寫了蘇芮〈一樣的月光〉、〈戲棚腳〉(得1993年金曲獎)。一切都是意外,因此他對人生的起起伏伏,看得很淡。從事廣告或電影、話劇都一樣。

吳念真說自己的廣告行情很好,近日一則中華電訊MOD的廣告,他寫劇本,同時跟羽毛球冠軍戴資穎一起上鏡,結果播放四個月多了50萬客戶。他替能量飲品「保力達B」創作廣告更經典,「市佔率由當年百份之十幾,變成現在百分之八十幾。他們老闆說你真的把我們都寵壞了,坐在家裡就賺錢。」他說並不是他有多厲害,重點是做廣告你要知道你在跟誰講什麼話,「例如保力達B,以前他們找成龍代言,聽說花了七八千萬,但沒有效果。後來他們找我,我就說你賣給工人,廣告要用工人語言啊!你可以講心情嘛。第一支廣告,是當年有一個泥水匠,有天喝了酒,騎車不小心把小孩摔到路上。我們就找他拍廣告,劇本很簡單:『年輕時要養家活口,為了養家,天天加班,喝了很多提神的東西,但喝多了才知道是割肉換錢,現在我改喝這個,因為它是以中藥為底,固根本。明天的力氣,今天為你準備好。』」廣告反應佳,一直添食,每年拍四支,結果一拍二十年,由於每支創作一個工種,「現在幾乎把台灣的工人都拍完了。」

Image description 吳念真編劇作品:《海灘的一天》(1983)導演:楊德昌

Image description 吳念真編劇作品:《兒子的大玩偶》1983,導演:侯孝賢

Image description 吳念真編劇作品:《悲情城市》1989,導演:侯孝賢

2,300萬人做電影很難
廣告幾乎成了他近年主業。但這個台灣電影新浪潮代表人物,被問到對電影業的看法時,直言「其實我很怕說這個。」他還是忍不住說了:「文化產品要推出去,背後需要很強的政治力量,這是現實。大陸東西以前也很難賣出去,現在比較容易,是因為有很強的政治力量嘛。韓國是調整後,把力量集中在影像。

「我們以前參加威尼斯影展,還好,但大陸講一句,我們旗子(青天白日滿地紅)要拿下來。到現在,台灣電影要參加國際影展並不容易。不要講電影,出版走出去就不容易了!」他早在1996年拍完第二部電影《太平天國》就不再導戲,「就覺得電影沒什麼可能性。我再拍,大概會把很多投資者虧本了⋯⋯除非是你自己的錢。我拍第一部《多桑》算是賣很好,到第二部電影《太平天國》,當年參加威尼斯競賽,影展工作人員說:『反應很好,你們不能走啊!』因為怕得獎我們不在。當天我明明發燒了,但不敢走,就跟太太到處逛。結果到了意大利的影城,一幢樓十個戲院,竟然沒有一個意大利片!全部都荷里活片!拜托,意大利片是以前新寫實電影王國耶,我最喜歡的電影是《單車失竊記》。如果意大利都沒有電影,台灣怎麼會有電影?」他說台灣的電影有時看來行情不錯,但算一算都要虧錢。他說2,300萬人口要做文化市場,會很辛苦,「最好要有一億。」

因此,他情願做舞台劇。五年前去看別人的舞台劇,吳念真發現票房不好,因為內容太抽象虛幻,他一向信奉「感動每個人」的創作哲學,不避通俗,不求精英,結果他又編又導,場場爆滿,「我很怕欠人家錢。做這個跟做電影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是一樣的。問題是,他們都覺得他們喜歡做電影。我不知道台灣的問題在那裡,每個人都覺得做電影比較偉大,我不大認為。前陣子,有一個人在臉書上寫說:花了一年寫了一個劇本,到處都找不到投資者,都沒有人幫我。最後一句話我就生氣了,因為他說:『政府在那裡?』誰規定說你寫劇本,政府要幫你。我還不曉得你劇本寫怎麼樣呢?」

因為電影不景氣,就有了政府的電影輔助金。這個最初由吳念真等人爭取的機制,現在他也覺得不妥當,「輔導金是當初我們爭取出來的。電影既然是文化外銷的東西,政府一年應該用一些錢,讓一兩個導演能拍一兩部很棒的電影,推展出去。」他說:「好了,錢出來了,每個人都覺得應該是我 。政府怕得罪人,就你400萬我500萬,那就沒有意義了,甚至有人是拿了錢才開始拍。我們以前拍電影,是你拿着劇本,去說服所有投資者,投資者甚至有黑道。你講故事給他聽,連他們都覺得通,都接受,錢就來了。那就是面對觀眾。我覺得很驕傲。」

做創作,吳念真常跟年輕人一起。他明白年輕人的無力和挫折。「年輕時,我們會遇到這些問題,台灣退出聯合國(1971)、台美斷交(1978-79),現在想起來都很可怕!當年台大的醫生都跑到美國,大家都覺得台灣幾乎要完蛋了。每個年代都有他的模糊狀態,我常覺得,大概因為不順利,台灣人都學會一件事:我自求生存方法。所以隨時在改變的狀態。」他覺得時代的分別不是那麼大,唯有差別較大的,是他年輕時台灣經濟正向上,「現在年輕人看不到可以看到的目標,因為我存錢十年也買不到房子。沒有前途,倒不如去旅行,把它花完。」

吳念真最佩服的朋友是小野,因為他單純,他憶起當年大家在中影工作,「當年我負責講故事,底下聽了故事,會說這不附合中影精神,對黨沒什麼幫助⋯⋯通常我一聽到就『呯』走出去了,假裝小便不進來了。小野最氣我這個,他說『你生氣有什麼用?罵來罵去有什麼用?』如果能改成什麼⋯⋯」小野總是背起這責任,去協調各方,改寫故事。

「他很厲害,他很有策略。」談到年輕人,他一再強調,單單憤怒沒作用,「他(小野)說,面對一個你不滿意的環境,最笨的方法是指責它罵它。積極的人是用自己的力量,或聯合其他人去改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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