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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章詒和 最後小說 告別文學

2019-02-01

來港宣傳新書《伸出蘭花指》,76歲的章詒和說,她正準備「告別文學,告別讀者。」經此一說,薄薄一本的《伸出蘭花指》份量變得好重,「這小說我寫得很苦,我跟白先勇說我自卑感都寫出來了,覺得自己都不行了。」嘆一口氣,她說:「終於還是寫完了。」半生研究戲曲、伶人,新書雖然是小說,卻綜合了多個她半生認識的戲曲故事,「我太佩服他們了。」書難寫,也因為書中涉及太多個私密,主角綜合了幾個人物,「我一直保持跟男旦的交往,直到他們死去。」一直到男旦都死了,她才敢寫。

TEXT BY 何兆彬
PHOTOGRAPHY BY COLIN LAM

Image description 章詒和@中大

太佩服伶人了

「這是我最後一部小說。」章詒和:「我跟別人不一樣,我總不能總是寫,精力無窮,好像是到最後一口氣,最後一個字才結束。我覺得應該告一段落,我要做一點別的東西,但還是和文史類相通的,但創作類的我就不是太想。」

章詒和有幾個身份,她的讀者,都會熟知。一是她的政治身份,她是民盟章伯鈞之女,也因此才有名作《最後的貴族》;二是她是作家,三是她一直愛好戲曲,是著名的戲曲研究者。為什麼要將伶人寫成小說?「我覺得,藉小說,可以看出很多問題。寫這本書的動力是我對藝人太佩服了。他們太不幸,太有本事了。」談到這裡,她先說了個故事。

「大清末年,英國有一個藝術團來華視察中國戲曲,他們團裡有一個歌唱家、戲曲家、有導演。當時慈禧下了一個旨,要譚鑫培參加會見。譚是大清朝最有名的伶人,當時譚鑫培當著英國客人, 唱了一段《烏盆記》。唱完之後,英國客人說:『這好像是一個幽靈,在哭泣及哀歎!』譚鑫培很吃驚,因為他沒有介紹劇情。英國客人從來沒有看過京劇,但竟然看到幽靈在哭泣及哀歎!他說你領悟得對,我唱的就是幽靈被害的過程。這就是中國藝人的本事,藝人自己在創作,藝人給自己做考驗。」

章詒和滿腹都是戲曲界的傳奇,她再說了一個故事:「他們的人品也令我敬佩。楊小樓當年身材魁悟,相貌堂堂。他扮的武生形像傾倒許多人,更是女人追逐的對象。

「當時女人不能進戲院的。有一個女人,為了看他,女扮男裝,娓娓坐在戲棚前排。因為當時女人看戲,只有在私人宅院裡看唐戲。她來的時間久了,後台有所察覺。楊小樓也知道了,他有時候會往她瞥一眼,知道這女人是來看他的。
「這就傳到譚鑫培的耳朵裡了。當時,楊小樓是搭在譚鑫培的戲班了。譚鑫培覺得,萬一有甚麼事,就活活斷送了這年輕演員的前程了。有一天,他提前到來,在後台轉一轉,就到了楊小樓的身邊,他說下了戲我們去吃東西。楊心裡清楚,一定是有話說。散了戲,當年沒有汽車,他們坐着騾車──當年能用騾車拉車,已經不簡單,已經挺派的。譚鑫培坐車上,楊不能跟老師父坐同一板凳,他扶着車靠着坐。坐穩以後譚說:你《鐵籠山》裡,身段怎麼樣,他說你身段有了,但不扎實。

「你能跟我說一下嗎?」

「行呀, 我能跟你說一下呀。所以楊小樓的鐵籠山是從騾車開始的。」

「完了,譚就說我們做這一行,藝術跟身體最要緊。還有,名譽最要緊!外頭有甚麼誘惑,你都不能上勾。萬一出了事,後悔就來不及,我是過來人。水深水淺,我比你清楚。你可是大有前程。對話到此為止。楊小樓立刻知道譚說的是甚麼,就是指前排面如冠玉、含情脈脈的那個女人。他當年已拜了譚做乾爹,非常佩服他拐彎末角的擊中要害。他知道藝人甚麼要緊,從此以後,她再來看戲,他看也不看她。」她說,楊小樓一生的配角都沒換過,全因垂念故舊之情。後來梅蘭芳接受朋友採訪,被問到跟那麼多伶人合作,最佩服是誰。梅想也不想,說是楊小樓。

Image description 《伸出蘭花指》(牛津)

男旦表演技巧最好
書中只寫男旦──今天戲曲有男旦女旦,但從前不一樣,「我跟你講,表演技巧最高的,就是男旦。戲曲表演技巧最高的,老生是一個,旦行是一個,首推男旦。男旦禁了以後,才是現在女孩子演。」

談到潛規則,書中最火爆的,是寫到傳統戲曲􎑸由男傳男,而男徒弟,都同時由被師父侵犯,變成同時是師父的情人,她說:「同性戀是一個戲班規則。」章詒和多少會將傳統戲曲,戲曲的傳統浪漫化,她說:「其實他們􎑸很美好。他們的毛病是環境跟時代帶來的,譬如抽大煙。從前抽大煙不是事兒,到49年後才是事兒,像西方對大麻一樣!洛杉磯現在不是大麻合法化,那麼演藝界就減去很多案子。大麻是不是毒品?我不下結論。因為只要兩口,他嗓子就來了, 精神就來了,那你怎麼解釋?」她說大麻是中共重點打擊對象,不大好說。

待男旦全部離世才開始寫,角色及關係寫得如此細膩動人,她坦承幾個角色都有參考到真實人物,「有參考,但我不敢講,絕對不敢講!看書就有了。我寫的劇團沒有地區,沒說在上海、北京、四川,沒說是京劇、崑曲、川劇,因為什麼?害怕。」2009年,她寫了一篇《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直指聶紺弩是被黃苗子等好友告密,才被送進監獄,後來跟黃的子女打官司,「後來我敗訴。但問題不在敗訴,問題在它可以扭折你多少年?然後形成你一個負擔,所以一動筆就不敢,惹不起!他老纏住你。所以寫這個,由地區到劇、到演員,我所有都幕後處理。你覺得是崑曲就崑曲,是京戲就京戲,但確實是有這種事,而且不可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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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與羞辱
研究戲曲,從父輩開始就跟伶人是相熟朋友。《伸出蘭花指》有真實的歷史背景,它由寫主角從小迷上戲曲,離家出走,跟戲班生活學藝,以至成名,賺了點錢,購地屯田,到49年後中共建國後卻被打成地主。另一方面,書內仔細描繪伶人生活,及戲班的潛規則,「我幾十年􎑸研究戲曲,我跟伶人的幾十年的情誼。不是說現在年輕的,而是父親一輩,像梅蘭芳、馬娘娘他們的交往。」書中伶人,念念不忘要寫這些男旦,何解?「幹嘛寫男的?因為我一直保持跟男旦的交往,直到他們死去,這份情誼特別寶貴。因為有他們的絕技,他們的秘密,我覺得要用故事寫,作為我用長期戲曲的研究做個歸結。」

「寫藝人,是因為佩服他,長期交往,不服不行。老了, 跟戲班告別了,男旦基本上􎑸死了,我也要告別,跟藝人告別。這是我要寫的理由。」她說,寫這書一是因為佩服他們,二是因為想透過故事,寫戲曲的興衰,「我書裡寫的是民國到文革。文革以後,藝術􎑊了莫大的變化,市場經濟極大左右了文化市場,戲曲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戲目、戲團、從業者一起跌到了低谷。

看着畢生最喜歡的藝術形式凋謝,她深感不忿,「戲曲永遠是大眾審美活動,希望大家牢記這一點。它無形中緩衝了民間娛樂活動,跟官方意識形態的衝突。換句話說,中國戲曲傳統思想,已經構成對國家的意識形態重大防礙。」《伸出蘭花指》選擇了在香港出版,自然也是因為書中記載了戲曲受中共政策左右、審查的一段段歷史,「中共的宣傳及行政部門,漸漸把對戲曲的查禁制度,轉換為鼓勵創新──鼓勵那種創造附合主流意識形態的作品,以戲曲做表現。這種做法分兩手,一是評講、二是審查,評講是政府設立了獎勵主旋律的作品,實際上,已經是對創作者的干預。

「遺憾的有些人不為此而清醒!文藝團體,熱衷於獎項的很多,􎁛括作家在內,為此而喪失清醒。除了評獎,還特別想當評委、開研討會,喪失精神方向。為什麼?研討會要請官員!官員越高級越好, 名人名氣越大越好,開研討會都拿(錢)。 很悲哀!所以我覺得這種獎勵制度,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招安與羞辱!但一些很知名的人, 對此很熱衷,沒有辦法。」70多歲,談到文人風骨,她還是心中有氣。

Image description 《最後的貴族》(2004)

Image description 《伶人往事》(2006)



政府替我們選節目
「鍾敬文先生講過,文化分三層。上層文化、社會低層文化,皆乎兩者之間是市民文化。你是那層就是那層,不同層次的文化,有交流有匯合。但不同層次的文化一定有差異,區別,地方戲曲顯然是屬於民間文化。它必須滿足下層文化的利益,它和精英文化有不同的價值觀及審美觀。」她記得在五十年代看過一個河南戲,內容完全是根據普通人生活經驗及理解想像的,「結果後來都被刪了,(當局)覺得太世俗、低級了,都不能要!49年以來,我們基本上都調動行政力量,依據長官意志下,在民間藝術範疇,強行推成上層文化的標準。想要努力提高它,要搞精品,現在一提到精品,我就特別恐怖!」

要由政權提高戲曲標準,搞「戲改」,變成了拔苗助長,結果民間文化都凋零了,「普通大眾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及滿足,它就會失去土壤,現在誰會去看戲?反正我就不看。」她說現在戲曲在製作上的進步,其實是捉錯用神,「戲曲用大白光(照明),現在追光、射光,弄了半天,跟戲曲是兩回事。戲曲為什麼用大白光,是因為我就讓你看梅蘭芳的臉!不是用燈光來製造氛圍。現在都講氛圍好,氛圍跟表演有什麼關係?臉上都沒戲,都站着傻唱!」

「民間藝術已失去社會的觀點,失去社會低層的情感連絡,這是最可怕的。大陸的民間藝術變成弱勢話語,任何強勢話語都可以欺負它。」

「就在這個環境,有知識分子想盡辦法要進入精英圈子,想進入上朝,進入主流文化的範疇。我曾經看過一個戲,是兩個男旦在調情,那就是黃色啊!就憑兩個人的想像力、創造力,憑一個胸一個膀一個媚眼,嘆為觀止!你們看過嗎?我也是看單位的錄像,當時一看,所有人都掉淚!」她忍不住批評,49年後六十多年,中國的文學藝術,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的掌控,「有人說那是中共最後一道防線。不說藝術,就說文學,49年以來的『大家』有誰?我斗膽講了,就聶紺武、汪曾祺兩個,沒有了。悲哀不?」

「中國政府特別好,除了替我們投票,還替我們選節目,甚麼書能出版啦……」她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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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父親一輩
告別文學,但還沒有告別寫作,章詒和還是會繼續寫。

她是章伯鈞二女兒,父親是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曾在反右運動被打成大右派,而章詒和自己,也在1970年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罪犯並判有期徒刑20年,2004年出版《往事並不如煙》,她把反右運動中的人和事書寫成回憶錄,但很快就在國內被禁,書易名為《最後的貴族》後在港、台出版,普遍被認為是中共建國以來大陸文壇最好的作品之一。她說,告別文學後,今後頂多寫像《最後的貴族》之類的文章,「寫我父親一輩。根據材料,整理出東西來,無論是章伯鈞也好,1957年也好,還是寫儲安平──特別是他的衣冠塚,我在他的墓前有一個講話,完全是根據楚先生的史料。」儲安平在文革被批鬥,下落下明,屍骨無存,只能以衣冠塚形式安葬,「但對我來說基本上它不是文學。我的材料,可能是別人沒有的,不是我多麼棒,我並不棒,主要是我寫的是被忽略的一塊。」

「在大陸,一個是寫共產黨、將軍、元帥。寫中共的人特別多,包括毛澤東,還有一個是寫國民黨:蔣介石、蔣經國,但最被忽略的是第三勢力,資料很少。我的爸爸恰恰是屬於民盟,和無黨無派的就是被忽略的,我的家庭環境就是這些。我被一些人關注,就是因為我涉獵了在這領域。」

她總謙稱自己不是深刻的人,只是在說故事。這把年紀,她相信「每個人致力於自己的專業。文明的提高,就在這兒!只有走專業的路,才有救!」她牢記父親的教誨:「父親說,在中國絕對不能搞政治。我覺得,不要老想做官,不要在政壇搞點什麼,我很反感這個。西方沒有幾個人會瞧得􎑊搞政治的人,但中國不一樣。

「但大陸人,現在從政的人很多,考公務員的人很多,我覺得特別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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