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銓《空山靈雨》──修復的價值

影迷近年跑影展，一定發現修復經典成了焦點之一。它可不是經典重映那麼簡單，所謂數碼修復，是將舊日菲林底片，經繁複步驟數碼化，除了還原最佳的舊日放映狀態，當中還涉及「修復倫理」的爭議：舊電影有多個版本，到底使用那一個？當老導演說到我當年的意圖其實是這樣，記憶到底是否可靠？修復舊片，往往變成了再創作（Re-creation），台灣國家電影中心在數碼修復努力六年，近日首次自家完成了修復胡金銓名作《空山靈雨》（1979），於香港放映兩場，印證了當中的困難與挑戰。

TEXT & PHOTOGRAPHY BY 何兆彬

修復倫理
數碼收復（Restoration）及典藏（Archive）開展六年，原本叫「國家電影資料館」的這座機構，在2014年因應新任務，把名字改變成「國家電影中心」。六年前，文化部啟動數位價值的政策，中心開始集中發展數碼修復和典藏的工作，新上任才一個月的執行長王君琦說：「現在我們強調技術面，數位修復有一個爭議點，就是修復倫
理。到底你修復到甚麼程度，你要聽誰的？有時候，導演說調到A，但你說調到B，那應該回到甚麼程度？這是所謂的Authenticity（本真）， 真的要辯論。我們希望會修復到什麼程度，用什麼方式修復，是個很深的問題。」這六年之間，修復與典藏兩腿走路，「膠片（菲林）之外，我們會典藏海報、平面文宣、導演的私人物品等文物，譬如說胡金銓導演的不少東西，都留了在我們中心。」中心仍未有出版項目，但王希望在未來出版之時，中心能有自己的論述。

修復組從前的工作是管理菲林的整理，組長邱繼彥：「底片需要清理，一個拷貝有五、六本，需要做一個星期左右。以前戲院會快放，膠片會斷，戲院會隨便接駁，清理並不容易，膠片上有撕裂傷。我們工作大部份是物理的修復，化學方面沒有辦法，只好儘快數位化。因為如果有霉菌進去了膠片裡頭，那是除不掉的。台灣潮濕，霉非常喜歡這種濕度。但如果整理好，可以延緩他的狀態，可延到50-100年都沒有問題。」近六年開始數碼化，他們得一邊帶領修復組將菲林掃描，一邊到國外跟最出色的修復機構學習。

《空山靈雨》修給誰來看？
《空山靈雨》是中心第一齣自行修復電影，在此之前，他們找過博亞電影修復所（il Cinema Ritrovato），世界頂級的意大利電影修復公司，「我們當時討論過，看能否找工作人員在現場觀看，一方面委托他們，另一方面跟他們學習，另外我們也派了人員去法國CNC，也有在各國的電影資料館，一步一腳印。我們不能說自己是世界最好，但亞洲在做數位修復來講，算是不錯。」將菲林修復成數碼（現今戲院播放的是DCP） ，以《空山靈雨》來說，第一個程序是：尋回所有底片。在這裡要先解釋一下，修復的素材包括了原底片（Original Negative）、翻底片（Dup Negative）、拷貝片（Print）、製作特效的原底片（Original Camera Negative）之分，由於每翻印一次，畫面細節都會流失，因此剪接完成，送沖印廠的原底片質素最好，一般戲院放映的，已是翻印的第四代了。中心擁有最完整120分鐘的《空山靈雨》版本，是經監製鍾鈴確定為胡導剪接的原版，但質素欠佳，於是向世界各地徵集訊息，最後在香港、韓國電影資料館借來材料，香港借出的原底片只有91分鐘（另有預告片），韓國版是一齣《死門的僧客》的電影，長87分鐘，有52分鐘畫面來自《空山靈雨》。

不同的材料，擁有不同的畫面、顏料、聲音及狀態，左拼右湊，再作統一，是漫長又艱辛的過程。像要徵得導演本人同意一樣，團隊先到了胡導墳前，才開始大工程，「我們修復前，在胡導墓前向他致敬，喝了一杯小酒！」修復期間經歷「倫理」上的激烈爭辯──「經過激辯，最後得到一個共識，變成了現在這個版本！」無數的汗水終於將第一個修復計劃完成了。「因為不是同一素材，要找中間值，還是回到原點？當中也包括了自動修復，會修掉很多不該被修的東西。」

修復倫理的爭論之一，是到底修好的電影是給誰去看，「現在很多人說，你修復就是要給現在的觀眾看。如果你修復到過去的樣子，但現在的觀眾不買單的話，你的目的是甚麼？」你同意嗎？「不會這麼同意。另一方面，大家說要回到原來，那誰記得它的原因呢，Original（原底）跟Release Print就有不同的差異，因為當年觀眾看的不是原底！而是拷貝！而在台北看的拷貝，跟高雄看的也不一樣，人的記憶也會改變，參與的人記憶都會變嘛。」說着說着，已沒有人知道真相。

那麼花這麼多心血去拯救一齣舊片，怎告訴年輕朋友，它有多重要？「先讓他看李安《臥虎藏龍》（2000），看張藝謀的幾部武俠片，看《刺客聶隱娘》（2015），再讓他看武俠這個Genre（類型）的開山鼻祖是那一部！台灣舊片還有一部叫《大俠梅花鹿》（1961），是導演把當年的想像，拍成Fantasy Genre（幻想類型），它資源很少，不像《魔戒》那麼厲害，年輕人看就覺得它是Kuso，那不是他的本意。但如果先看了， 再理解切入角度，就會打開一扇窗。」

陳耀圻被遺忘的紀錄片
國家電影中心現一年修復六齣電影。是次香港放映，由M+跟台灣新聞文化中心呈獻，屬台灣月節目之一，由前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現M+策展人李焯桃選片，除了重頭作《空山靈雨》，還有幾齣值得一談。當中包括了陳耀圻作品合輯，「他是當年少數，幾位能出國去念電影的導演。1960年代他拍了兩部紀錄片，都有它的重要性，因為當年的紀錄片幾乎都是國民黨的新聞宣傳片。他當時拍得是很現代的，打開當年的視野。《上山》（1966）電影拍攝的對像，是在台灣60年代，很受西方影響的年輕人，片子拍下他們生活的片段，當中有做美術，有做攝影的，也就是所謂當年的文青。裡面有金炳興、邱剛健，這些人混在一起的，玩很多實驗。當年拍完就放在老師家裡，從來沒有在台灣放過，我們是最近才取得這個膠卷，去年在台灣首映了。」陳耀圻拍紀錄片後，後來加入了商業電影的世界，「台灣觀眾認識他，是因為他後來在商業電影蠻有發揮的，有拍一部《愛情長跑》（1975），還拍了很多喜劇片。」

另外有阮玲玉《戀愛與義務》、《丈夫的秘密》（又名：錯戀）、潘壘《颱風》，「這些片子是李焯桃老師選的，從中可見當時台語片跟香港的交流。當時台語片， 跟廈語片是一齊的，台語片來香港就變廈語片，廈語片來台灣就變台語片，有一點想模糊了地域上的差異。」

所謂廈語，即閩南語廈門話，當年香港電影界製作大量廈語片，但在香港有創作空間，反而沒有市場，「它們就會送到新加坡、台灣放映，配合各地需求，有一些只做外銷。」其中阮玲玉主演的《戀愛與義務》（1931）原以為已迭散，直至1990年才在南美找回來，「全球唯一拷貝就在台灣，當年是在當地一個圖書館找到，有人打電話問我們要不要過去看看。其實，當年華語片全球流通性非常大，我們最近有收到一百多部片，在舊金山一個老戲院，裡面應該有很多台語片，之後會飛過去看清楚是什麼片。還有一堆在北韓發現了，需要過去看看。」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很自然，在修復過程中會看到電影荒謬的審查，「有，而且審查沒有邏輯，每一部的審查標準都不一樣，因為審查員都不是同一人，他覺得有問題就剪掉。如果是敏感，你可能還覺得可預期，但他常常剪的都跟導演想的不一樣。

她舉例子，「有一部片，導演拍基層社會生活。可以想像，當年政府不想外界看到基層窮苦，結果有一場戲，拍郵差送信，信沒放好，風一吹就被吹走了。結果審查說不行，這等於說郵差沒有做好工作，破壞郵差形像！但一剪下去，劇情就不成立了，但最後電影還是有剪，於是很多導演都會覺得，片子不完全是他的創作。」

舊片的價值
回到原點，問王君琦為何全世界都在重視修復，修復舊片的價值在那裡？她說：「因為全世界整個環境已數位化了，當膠卷沒有數位化，台北只有『光點』才有35厘米放映機。如果沒有數位化，這些經典會掉進不見天日的狀況。」至於做典藏（Archive），她說：「做典藏要把它突顯出來。它們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時間。數位化回到文化保存的觀點，是它可以讓它們重新被接觸到、被感受。商業上，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早期電影都在教科書上，對一般觀眾而言，他們聽到幾百次《教父》，但沒有辦法感受過！文化保存，還是要被看見。我們都需要歷史感，不管怎樣去看待，人不知道過去，很難理解現在，更何況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