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立茲得奬攝影師】劉香成：要明白近三十年中國 必先要明白之前三十年

生於香港，美國升學，年輕時申請到中國拍攝，劉香成憑一幀幀硬照聲名鵲起。經歷毛澤東去世、六四，走過各國採訪，今天他兩鬚斑白。跟年輕人談起走在前線的歲月，他口中說的「38.45度」（彩色菲林沖洗溫度）一樣，對後人來說只是一堆數字，硬照雄霸紙媒的歲月已經過去了。
最初放下採訪工作，他的心願其實回到中國成立一家較開放的媒體，它失敗了，他開始攝影藝術及教育工作。近日將自己的舊作整理成書，編成攝影集《A LIFE IN A SEA OF RED》。翻開影集，可見走過多個紅色共產國家四十多年，但讓他最記掛的，始終不是令他得過普立茲獎的蘇聯，而是中國。

TEXT BY 何兆彬 PHOTOGRAPHY BY COLIN LAM

全紅一點黑
LJ：《優雅生活》 劉：劉香成

LJ：攝影集《A LIFE IN A SEA OF RED》（STEIDL），書中的相片，年份跨度有幾十年吧？
劉：我第一次作為專業攝影師去中國是1976年，當時巴黎所有報攤頭版都是毛澤東的肖象，我一看到知道他出了事，就跟紐約連繫。我當年25歲。我在1951年出生，3歲去了福州，上過小學。那段經驗對我成長、考慮問題都有不少影響。因為你才7-8歲，但感覺到人為的因素。它會把人分成好多類，我不幸就屬於黑五類（笑）。咁，呢種課室裡「全紅一點黑」的感覺，對我後來報導中國的興趣，是有點啟發的。而且，我至今仍在上海工作，所以，好顯然不是一次輕鬆的決定。

LJ：談到黑五類，是指你家裡那方面有問題？
劉：我母親家人是大地主。

LJ：這段經歷有影響你思想吧？
劉：不是影響思想。你在大陸，中學大學的成績單上有一項叫「政治表現」。我除四害，不知打多少烏蠅，都過不了三分，因為你家庭背景注定了你不能怎樣。所以60年我就回到香港，再去了大學。在紐約，剛好因為這個教授，我到了《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做實習生。
那個年代，全美國最好的、方方面面的攝影師都在《Life》，在Time-Life Building 28樓。我覺得跟他們的相處在不到一年之間，有好大幫助。有一次，我跟我教授的朋友見面。他是華人，也是哈佛大學（畢業）的。他說你在時代機構工作？那應該見一見我朋友。我說好呀！到他朋友叫我上去時，我才知道他是整個時代機構總裁。當時他問我：「後生仔，你想做甚麼？我答：我想去中國！」兩星期後，時代的圖片總監着我給他看看相片，我給他看了，結果開始了第一個差事。

LJ：你想去中國很久了吧？
劉：也不是很久。1972年尼克遜來訪中國，對整個西方、北美、歐洲、日本來說，是很震撼的消息。作為華人，我小時候又在中國待過。這種關係，從興趣方面是很自然的。

LJ：我知道你是念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這方面較少聽到你談及。它對你的攝影工作有幫助嗎？
劉：是啊。就是我說到，童年時政治怎干預到人的日常生活，這就是政治。

LJ：後來你拍下好多着名的照片，這跟你過去的經歷會不會有甚麼關係？
劉：有一點關係。當然，在中國的關係剛才談過了。另外，受了西方的教育，對新聞這職業，有好明顯的影響。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裡，影響是，如果主流媒體派你做特派員──例如我去印度住了近五年。五年是甚麼概念？是五個春夏秋冬，這讓一個獨立思考的人去觀察一個全新的社會，它是一種巨大挑戰。我們做這種工作，會抱求知的心態交很多朋友，聽他們的故事，到處去旅行，將讀到的報紙、聽到的訊息做一種交雜的消化。文字記者，過後可能出一本書，對攝影記者來說，出書機會比較少一些。

攝影不能沒有思考
LJ：我認識很多攝影記者，但一般來說他們於影像敏感，相片厲害，但對文字沒有感覺。我讀過你文字，你對文字的理解，是否對攝影有幫助？
劉：這一點太重要了。一個攝影師除了攝影是他表達工具外，他也是一個知識份子，利用思想去拍一張肖像。你要了解你拍甚麼人，他做甚麼工作，觀察他的肢體語言，看他眼神、他的肩膀，看他走路。這還不夠，因為你講故事的表述，你一定要找到主題。你點解要做這件事？我跟其他攝影師如果思想上有出入，就是圖片雖然是單張作品，但隨着作品的時間流失，譬如是四十年後，四十年後大家看到的事情，不斷轉變。所以圖片的畫面，有無數重新閱讀的可能性。
如果你用圖片講故事，而不是視頻，圖片的力量，英文說是Staggering（驚人的），它是一張加一張加一張，加了一大堆後，方方面面都在表達你思考的問題。所以你不能沒有思考，這是很客觀的。你拍了十萬張圖片，十萬張放在燈箱上，你看過後，你知道他想做甚麼。

LJ：你在印度待過五年、中國則是幾十年。有人形容你用西方眼光，來到看中國。剛到中國時你的心情是怎樣？
劉：我覺得我們要注意這一點，說用西方眼光去看，是有這個影響來源的，畢竟我在西方有很長時間。攝影方面，德國人法國人拍中國人不一樣，美國人、日本人去拍又不一樣。我記得當年瑞士攝影師Robert Frank去到美國，他帶着歐洲人的感覺去到美國拍攝。尤其瑞士是這麼小的國家，他又是基督教徒，到了美國，拍呀拍呀，鏡頭入面，美國是如斯巨大的土地，他覺得自己很微小。
在歐洲不會這樣。歐洲的街頭It's all there！在美國他感到很迷失，他不但對美國種族、黑人、人的關係敏感，他還駕着破爛的小車橫過美國。他所看到的是美國的壓抑，但美國人從來不會看到這個看法。所以當時他受了好大影響，沒有人替他出書，工作上受好大影響，因為他拍的美國人對不上美國人。
但很奇怪，五十年過去，美國人投票說這是最經典的攝影集！所以回到前面的問題，是攝影師你個人的思考去捕捉，根據你的理解，表達你的意思時，作品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攝影師對拍攝的題材，若無一絲絲感情，作品中一看就看出來了。
布烈松（Henri Cartier-Bresson）先生七十年代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講過：我一生攝影五十年，值得你看多過三秒到五秒的相片，沒有三五十張。這是大師的表述，不是他故意謙虛。那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呢？我覺得，他說要成為經典成品，一定要作品跟拍攝的人，產生情感的反應，這才是成功作品。

LJ：作為美藉華人，你對中國的感情是怎樣？我記得你說過，中國人由從前到今天總要比較，總說着國仇家恨。這些年來有進步嗎？
劉：沒甚麼進步。《壹玖壹壹》（2014）是北京出版社委托我編的，我說你委托我編書，我的書要不要先給你們誰來審查？他說No No No，我們不查你的書。我想在2011年編《壹玖壹壹》， 那是官方經常說的百年恥辱。百年恥辱的事情，在南京條約之後，上海是被迫開放通商的城市，但你會發覺在社會多樣化了。例如我後來編了《一個城市的肖象》（2010），當時舉辦上海世博會，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跟我說：我對受害者的看法不完全認同，不認同帝國主義一樣黑。例如上海的城市歸化，是誰跟你歸化？上海的電車是誰設計建造？外灘上的國際殖民地到去污排水、發電，帝國主義要延伸，那就是今天的貿易。因為生產若有剩餘，它一定要找市場。

我將此看法跟另一上海人大主任談過，他說我同意這院長的看法，但我父親一代沒法接受。因為他父親是解放軍，南下上海。所以說到百年恥辱，我編那書，我知道過程，我希望你去看看這一百年人民的生活情形，有感性的認識，而不是這一百年只在白紙之上講百年恥辱。
在這種情況之之下，它製造了一種中國人經常講的現象：一是看不起人家，一是崇拜人家，這極端的心態是不平衡的。這些年下來有沒有轉變？從生活上看，轉變很大。但教育上，它是Working Progress，還在進展中。你不講正常心態，是很吃虧的。

LJ：這種心態，近幾年是不是有重蹈之勢？
劉：不，一直都有。五十年代我小學時，就有標語說：我們十年內要趕上英帝國主義，十五年內趕上美國。是因為這樣盲目才導至後來搞大躍進，造成史無前例的饑荒，進入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一直說，如果要徹底明白中國過去的三十年，你一定要先明白這之前的三十年，因為他後三十年好急。父母又好，官員又好，覺得過去浪費了好多時間。

LJ：你的想法（跟內地人不同）……在內地生活下來，大家很尊重你吧？
劉：他們說我是西方世界的記者，不做這些做甚麼呢（笑）！但是我覺得對我呈現的中國，他們沒有甚麼意見，因為我的鏡頭對着的，是日常生活。

思考是一種積累
LJ：談到日常生活，記得你談過1976年拍那張市民在毛像下溜冰的相片，當時中國攝影師說：那有什麼好拍？像那樣的拍攝，其實你是經過Training （訓練）的結果，還是靈機一觸？
劉：我覺得是Training。因為我們的教育，知道怎去觀察最細的細節。而大陸的教育，覺得對住相機一定要宏圖的表現，一定要拍人民大會堂、要拍領導人。It's not true !
領導人我也拍很多。

LJ：談到領導人。你當年拍戈巴卓夫（得普立茲獎），全場攝影師只有你一人，你是怎樣「溜進去」的？
劉：不可能，怎可能溜進去，我是受到CNN董事長邀請。我當時不知道戈巴卓夫的辦公室跟CNN達成合作建議，CNN是他辭職後第一個訪問他的新聞機構。當時Tom Johnson（CNN記者）不知道為什麼選中了我。他說：你今晚沒有事，就跟我一起去吧。

LJ：那張相片，其實你拍了很多張嗎？
劉：沒有。整卷菲林，沖出來只有幾張，都是最後Tom Johnson 將MONTBLANC筆遞給戈巴卓夫，給他簽辭職信的畫面。

LJ：只有幾張，那怎決定幾時開始按快門？
劉：我好明白在我面前，這是電視在直播。你按快門，聲音可能會有影響。我覺得他講話的相片很普通，但他講完話，歷史就要結終了。那怎麼拍？他將演講辭丟下來時，其實就是歷史的終結，我一定要表達這一點。所以我將快門減到1/30，因為我知道紙會愰動。同時，我要做一個好大的挑戰，那就是，如果他連人也一起郁動，這相片就毀了，But I took a chance！最後他沒有郁動，而全世界都明白相片的意思。

LJ：所以你也要靠運氣？
劉（點頭）：你也知道1/30，在室內很易愰動。

LJ：一張相片要成功，因素在那裡？
劉：對自己做的事情，面對的事情，你要有一些思考，而思考是一種積累。沒有人教你這旅程會是如何，你要靠自己創作自己的旅程。

LJ：回看你拍下三十多年的相片，會不會覺得，這就是新聞攝影的黃金年代？
劉：或者我應該解釋我做的事，而不是新聞圖片，因為有很多都算不上新聞圖片。你怎樣解釋它們才重要。一個特派員，過了那麼多春夏秋冬，你可以有圖片的累積，圖片跟圖片之間的關連，去敍述更大的故事。在這年代，Instagram有2萬7,000億張圖片。現在的政治報導，多多少少會碎片化，尤其是數碼技術。
它們都是菲林，那年代報紙的影響，遠超今日。但我覺得年輕人應該明白，人從孔子到聖經的創造，都有一種本能的欲望，就是要講故事。聖經就是一本故事（集），儒家是故事，史記也是故事。人講故事是Self Preservation（自我保存），如果我不去講我的故事，I have never lived（我沒有活過）。所以這是人的常態，內在需求。學識講故事，永遠不過時。

願望幻滅了
LJ：你是千禧過後回到中國？開始替新聞集團（News Corp）工作？
劉：1997年回去，2000年開始（新聞集團），現在沒有做了。我跟新聞集團有十幾年的關係，當時幫助他們成為落地的電視台，那是不容易的。我的出發點，是媒體是社會正常發展的一種聲音，它必須發展。我沒能力去說服大陸人，但他們找到我，我說就試一試吧。

LJ：你當時的想法，是在中國大陸發展一個較開放的媒體？
劉：當然啦，當然啦。我在香港也出版了一本月刊叫《中月刊》，六個月後，它就能通過上海圖書公司入口中國，但支持我的是泰國林明達（按：泰國第三代華裔），他現在是黃衣黨的領袖。1997年的金融風暴由泰國開始，他當時借了泰國農民銀行100億，我為了救月刊，曾回到時代華納，問他們會否把它買過去。他們翻一翻雜誌，說：「辦得不錯，但我們不做中文出版。不如你回來吧？」

LJ：你希望在中國做開明一點媒體的願望是幻滅了？
劉：（願望）始終沒有停止。因為前一段日子我有一篇文章，談到胡耀邦兒子胡德華曾說過父親希望中國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這看來很普通一句話，但仔細想想，它是值得追求的一個目標。媒體就是要提供空間，給不同意見的人去辯論，講述自己的觀點，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壞處。

LJ：你怎看現在攝影的位置是怎樣了？
劉：有些人認為攝影已被畫廊、展覽、博物館取代了。因為這次展覽，你出這麼一本書，跟你做一個故事是同樣一個事情。你同樣要透過媒體發布，讓更多人知道。但如果他沒有時間來看，沒法來追問我，他就要透過你的眼光來分享。

LJ：能否談談現在上海的工作？
劉：我們現在在上海很多工作，譬如跟巴黎布烈松基金會合作。「我有個學生的展覽想帶到上海，你感興趣嗎？」我們跟世界很多好的攝影師合作，又跟法國中國的年輕攝影師作品。我現在的功能、經驗，應該是去發掘新人。我現在做的事情都是非盈利的，上海攝影藝術中心做不到7個月，就被政府批准成為非盈利機構，你知道，在中國NGO是很困難的。

LJ：對中國下一代有何期望？
劉：我覺得中國社會不是很獨特的社會。中國社會要知道自己跟其他社會的共同點，多於差異，而一個社會的進步，不通過教育是不大可能的。

LJ：你多少還是對中國有很濃厚感情吧。
劉：是一種希望。否則這年紀，怎會由北京搬到上海，去做這件事了。

 

1990，攝於白俄羅斯（Minsk, Belorussia）示威。